【研究意义】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支撑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保障,也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当前我国农业正是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为了建立新型的工农关系,解决“谁来种地”“怎样种好地”等问题,必须加快农业生产性服务新引擎的发展[1],农业生产性服务是指为农业生产者提供的中间服务,贯穿于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2],蓬勃发展的农业生产性服务是农业现代化的第三次动能[3]。这是农村分业分工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是农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必然要求,也是世界农业发展的必经之路。
【前人研究进展】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模式的研究。按供给主体划分,政府主导的公共农业生产性服务模式、农民专业合作社引领的内在扩张模式、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外部拉动模式、农产品市场带动与新型农业服务组织模式、传统服务组织的创新发展模式[4];按供给方式划分,政府主导、市场主导、农民主导[5]或自助式主导[6]等模式;按供给时间划分,农业单一服务模式、农业产业链模式、农业产业服务平台或集成服务商模式;农业生产经营区域服务体系模式[7]。(2)关于农业生产性服务外溢效应的研究。具体表现在扩大了土地规模经营[8-9]、促进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提高[10]、提高地区城镇化率增速水平[11]、促进农户增收[12]、促进职业农民培育[13]等。(3)关于农业生产性服务需求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不同学者基于不同调查对象和调查地区,其对各项农业生产性服务需求程度也不一样。以黑龙江省种植大户为调查对象,其最迫切需求的服务分别是农业信息服务、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服务和农业技术服务[14];以黑龙江、浙江两省种植大户为调查对象,其最迫切需求的服务分别是资金信贷服务、农业技术服务、农资供应服务[15];以江苏省扬州地区种粮大户为调查对象,其最迫切需求的服务时农业信贷服务、农机配套服务、农业技术服务[16];以广东肇庆蔬菜种植户为调查对象,其最迫切需求的服务是技术服务、资金服务、销售服务[17]。调查对象对农业生产性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对各项服务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也存在差异。
【本研究切入点】现有文献对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发展模式、外溢效应和需求及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较为充分,很少有学者从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可得性这一角度出发进行研究。2005—2019年间,8个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两个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2017年8月农业部、发改委和财政部3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指导意见》,提出大力发展多元化多层次多类型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接近等同,由此可见,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促进我国农业发展的一项战略性大产业,尽管如此,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农户没得到过农业生产性服务[18],是什么原因抑制或促进了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可得性?【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为了让更多农户获得农业生产性服务,推动农户进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全面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本研究以香蕉生产为例,探讨蕉农对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可得性及影响因素。由于蕉农对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可得性是一项行为选择和决策的过程,蕉农的行为选择和决策一般会受到个人特征、种植特征、家庭因素以及服务信息来源等因素影响。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实地调研得到蕉农对各项农业生产性服务可得性的基础上,实证检验影响蕉农获得各项服务的因素,对影响因素的影响方向和程度进行分析,最后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可行性政策建议。
香蕉是世界鲜果市场中贸易量最大的水果之一,产量排名世界第二。我国香蕉产量排名世界第二,但其产量远不够国人的消费量。海南是我国香蕉的五大重要产出地区之一,近几年海南香蕉的生产优势逐渐退去,产量一直处于下滑的趋势,其原因之一就是该行业的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缓慢。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香蕉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调研组于2018年6—8月对海南香蕉种植户开展入户调查,以蕉农口述、调查人员填写的方式填写问卷。根据海南香蕉种植的分布情况,选择澄迈县、乐东县、东方市、儋州市、昌江县、临高县6个主要产出地作为调研地点,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选择样本。本次调研共发放200份问卷,剔除数据缺失、有误以及2017年种植面积为零的情况,有效问卷为173份,有效率为86.5%。
本研究在参考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发布的《生产性服务业分类(2015)》(http://www.stats.gov.cn),以及姜长云[1]、庄丽娟[2]、张晓敏[19]对划分农业生产性服务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香蕉生产环节的特点,将香蕉生产性服务划分为资金信贷服务、保险服务、信息服务、技术服务、机械服务、采收服务6类。
基于农户行为理论及现有学者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将影响蕉农对农业生产性服务可得性的影响因素主要分为个人特征、种植特征、家庭因素、信息来源4个方面:
(1)个人特征。蕉农是香蕉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主体,其自身特征会影响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可得性。不同性别、年龄的蕉农劳作能力存在差异,女性的体能相比于男性较弱,年龄的增长也会降低农业生产者的体能,女性和老年人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机械服务和采收服务来代替繁重的体力活。文化程度越高的蕉农自身知识储备较为丰富、视野较广,对新技术的学习能力会更强。务农时间较长的蕉农可能会积累较多的生产经验,会减少对技术服务的需求。综合以上所述,本文选取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务农年限作为衡量个人特征的主要指标。
(2)种植特征。主要包括香蕉种植面积和种植年限。种植面积越大,蕉农越需要借助生产性服务完成作业,故预期种植面积正向影响保险服务、机械服务和技术服务的可得性。种植年限越长,可能生产的机械设备比较齐全,会减少对机械服务使用,同时生产经验较为丰富会降低对技术服务的需求,预期种植年限负向影响技术服务的可得性。
(3)家庭因素。主要包括雇佣长期工人数和香蕉收入所占比重两个指标。雇佣长期工人数量较多,说明蕉农对采收服务的需求更强烈。香蕉收入所占比重越高,说明蕉农对香蕉生产越重视,可能会选择资金信贷来扩大种植面积,也更愿意接受一些新技术和获取更多有用的信息来提高香蕉的数量或质量,进而增加家庭总收入。
(4)信息来源。包括是否村干部,是否加入香蕉协会和合作社,是否参加过与香蕉产业相关的会议、论坛、讲座等,是否通过手机、报纸等媒介关注香蕉的最新动态,是否经常与其他蕉农交流5个变量。其主要影响到生产性服务信息的来源,服务信息的获取渠道越多,接触到的信息更广泛、更全面,直接提高信息的有效性,间接提高蕉农判断接受某项服务带来的风险和效益的准确率。
由表1可知,蕉农对农业生产性服务的使用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机械服务、采收服务、信息服务、技术服务、资金信贷服务、保险服务,均值分别为 0.86、0.66、0.65、0.60、0.42、0.30。总体来看,蕉农对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可得性较低。
表1 相关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Table 1 Description of related variable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注:以上结果根据SPSS 23软件计算得出。
Note: The above results are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SPSS 23 software.
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被解释变量Explained variable变量类型Variable type变量名称Variable name变量赋值Variable assignment最小值Minimum value最大值Maximum value均值Mean是否获得过该项农业生产性服务Have you obtained this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资金信贷服务 是=1,否=0 0 1 0.42 0.494保险服务 是=1,否=0 0 1 0.30 0.460信息服务 是=1,否=0 0 1 0.60 0.492技术服务 是=1,否=0 0 1 0.66 0.475机械服务 是=1,否=0 0 1 0.86 0.353采收服务 是=1,否=0 0 1 0.65 0.477解释变量Explanatory variables个人特征Personal characteristics性别 男=1,女=0 0 1 0.83 0.375 4 3.02 0.828 4 2.04 0.930 5 4.07 1.251 6 2.10 1.385 5 2.44 1.370 94 3.79 9.017 100 63.92 29.302 1 0.16 0.364 1 0.19 0.394 1 0.39 0.490年龄 30岁 及 以 下 =1,31~40岁=2,41~50岁 =3,51岁及以上=4 1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中专或技校=3,大专、本科及以上=4务农年限 5年及以下=1,6~10年=2,11~15 年 =3,16~20 年 =4,21年及以上=5 49×667m2及 以 下 =1,50×667m2~99×667m2=2,100×667m2~199×667m2=3,200×667 m2~499×667m2=4,500×667m2~999×667m2=5,1000×667m2及以上=6 5年及以下 =1,6~10年 =2,11~15 年 =3,16~20 年 =4,21年及以上=5填写实际调查数据2017年香蕉纯收入/2017年1 1种植特征Planting characteristics种植面积1种植年限 1家庭因素Family Factors信息来源Information Sources雇佣长期工人数 0香蕉收入所占比重(%) 家庭纯收入×100 0是否村干部 是=1,否=0 0是否加入香蕉协会或合作社是=1,否=0 0是否参加过与香蕉产业相关的会议、论坛、讲座等是否通过手机、报纸等媒介关注香蕉最新动态是=1,否=0 0是=1,否=0 0 1 0.51 0.501是否经常与其他蕉农有交流是=1,否=0 0 1 0.86 0.353
本研究以蕉农对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可得性作为被解释变量,探讨各个因素对蕉农农业生产性服务可得性影响的作用方向和程度大小。由于被解释变量是一个二分类变量,因此选择二元Logistic进行实证分析。其模型表达式为:
式中,Yj为被解释变量,j=(1,2,...6),表示各项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可得性;x1、x2、...x13为解释变量,表示蕉农对农业生产性服务可得性的影响因素;P是蕉农对某项服务可得性的概率;β0是回归截距,即常数项;β1,β2,...β13为相应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μ为随机误差项。
本研究采用SPSS 23统计软件,分别对蕉农的6类服务可得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模型估计结果见表2。从回归结果看,卡方检验P值为0.000,说明模型显著成立。模型拟合优度检验结果中,模型中Nagelkerke R2均大于0.4且Hosmer-Lemeshow检验P值均大于0.1,说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蕉农个人特征、种植特征、家庭因素和信息来源对蕉农获得农业生产性服务都有重要影响。
蕉农对农业生产性服务可得性影响因素的二元Logistic模型估计结果分析如下。
表2 蕉农对农业生产性服务可得性的影响因素
Table 2 Factors affecting the availability of banana farmers to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s
注:*、**、***表示变量分别达10%、5%、1%显著水平。
Note: *, **, *** indicate that the variables are significant at the statistical level of 10%, 5%, and 1%, respectively.
变量Variable资金信贷服务(模型Ⅰ)Capital credit service(ModelⅠ)保险服务(模型Ⅱ)Insurance service(ModelⅡ)信息服务(模型Ⅲ)Information service(ModelⅢ)技术服务(模型Ⅳ)Technical Services(ModelⅣ)机械服务(模型Ⅴ)Mechanical service(ModelⅤ)采收服务(模型Ⅵ)Harvesting service(ModelⅥ)个人特征Personal characteristics性别 2.031*** -0.561 -0.273 1.296** -0.819 -0.658年龄 -0.915*** -0.010 0.568* -0.395 0.589 -0.003文化程度 0.240 0.349 0.632** 0.397 -0.140 -0.167务农年限 0.140 -0.194 0.059 0.187 -0.086 0.040种植特征Planting characteristics种植面积 0.024 0.579** 0.863** -0.017 17.192 0.873种植年限 0.209 -0.058 0.009 -1.146*** 0.158 -0.097家庭因素Family Factors雇用长期工人数 -0.029 0.015 0.144 -0.022 -0.161 7.811香蕉收入所占比重 0.005 0.019** 0.009 -0.002 0.022* 0.018*信息来源Information Sources是否是村干部 2.294*** -0.575 2.383*** -0.229 -0.026 0.024是否加入香蕉协会或合作社2.779*** 1.662** -0.015 0.098 17.327 0.852是否参加过与香蕉产业相关的会议、论坛、讲座等-0.145 -1.362** 0.792 1.445*** 1.488** 0.285是否经常通过手机、报纸等媒介关注香蕉最新动态0.748 -0.481 -0.233 -1.131** 0.541 0.328 0.188 1.041 -0.018 0.608* 0.621 1.107*常数项Constant term -2.547* -3.385** -5.334*** 2.163 -19.044 -2.607*对数似然值-2 Log likelihood 154.450 148.520 142.689 150.512 85.425 123.282拟合优度Nagelkerke R2 0.501 0.433 0.551 0.468 0.503 0.606 H-L检验H-L Test P 0.685 0.649 0.238 0.759 0.942 0.485预测正确率Prediction accuracy 80.9% 75.7% 82.7% 78.0% 88.4% 84.4%是否经常与其他蕉农有交流
2.2.1 蕉农个人特征的影响(1)性别对蕉农获得资金信贷服务和技术服务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统计数据显示,在种植户为女性的蕉农中,获得资金信贷服务和技术服务的蕉农分别占13.8%和58.6%;而种植户为男性的蕉农中,获得这两项服务的蕉农分别占47.2%和67.4%,都明显高于种植户为女性的蕉农。说明女性蕉农在决策方面属于保守型,而男性是风险型决策者,其风险承担能力较强。除此之外,为了获取更高的收益,他们往往愿意在香蕉生产过程中尝试使用新技术。
(2)年龄对资金信贷服务的可得性有显著负向影响,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对信息服务的可得性有显著正向影响,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统计数据显示,年龄在30岁及以下、31~40岁、41~50岁、51岁及以上的蕉农获得资金信贷服务和信息服务分别占比为66.7%、53.8%、38.4%、34.5% 和 33.3%、53.8%、57.7%、69.1%,随着年龄的增加,获得资金信贷服务的蕉农比例下降,获得信息服务的蕉农比例上升。说明年龄的增加会使蕉农决策偏向保守型,他们也更青睐于接受由农业科技110、专业合作社或协会、科研机构、涉农企业等供给主体提供的信息服务。
(3)文化程度仅对信息服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统计数据显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或技校,大专、本科及以上获得信息服务的蕉农分别占比为39.3%、56.5%、84.4%、93.3%。说明文化程度越高,对产业相关的信息关注度较高,他们会更主动的去了解香蕉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的信息,了解更全面的信息有助于提高决策的正确率。
(4)务农年限对各项农业生产性服务均没有显著影响。但在相关性分析中,务农年限与保险服务和采收服务的可得性显著相关,分别在1%和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相关系数为-0.228和-0.164。表明务农年限越长的蕉农,保险服务和采收服务的可得性越低。
2.2.2 蕉农种植特征的影响(1)种植面积对保险服务和信息服务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都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统计数据显示,种植面积在 49×667m2及以下、50×667m2~99×667m2、100×667m2~199×667m2 3个区间的蕉农对农业保险服务和信息服务平均可得性分别占比33.5%和 58.5% ,种植面积在 200×667m2~499×667m2、500×667m2~999×667m2、1 000×667m2及以上的蕉农对这两项服务平均可得性占比上升至67.2%和98.4%。种植面积较大的蕉农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投入的资金也较多,而香蕉是极易受台风天气影响的农作物,海南每年7—9月份都是台风突发季,所以他们会选择购买农业保险服务,以降低台风给香蕉造成的损失;同样,他们也更加了解香蕉产前产中和产后所涉及的信息,掌握更多的信息才能更好的规避风险。
(2)香蕉种植年限仅对技术服务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种植年限越长的蕉农获得技术服务的程度越低。统计数据显示,香蕉种植5年及以下、6~10年、11~15年、16~20年、21年及以上的蕉农接受技术服务的比例分别为88.5%、86.5%、43.3%、39.3%、23.5%,均随着蕉农种植年限的增长而降低。其较为合理的解释是蕉农种植的时间越长,对香蕉种植积累的经验越丰富,因此香蕉的病虫害防治以及最佳施肥量等技术都较为熟练。
2.2.3 蕉农家庭因素的影响 香蕉收入所占比重对保险服务、机械服务和采收服务可得性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别在5%、10%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其主要原因可能是随着香蕉收入所占比重的增加,蕉农对香蕉种植越重视,投入的资金、人力和物力就会越多。蕉农雇佣长期工人数量对各项农业生产性服务可得性均没有显著影响。
2.2.4 服务信息来源的影响(1)是否是村干部对资金信贷服务和信息服务的可得性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都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统计数据显示,不是村干部的蕉农接受资金信贷服务和信息服务分别占34.9%和54.1%,是村干部的蕉农接受这两项服务分别占77.8%和88.9%。在实地调查过程,有些蕉农反映不知道贷款渠道或是自身不符合资金信贷条件,而村干部的学识较为渊博,视野也较为开阔,获取信息的渠道比较丰富,这可能是村干部接受资金信贷服务和信息服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的主要原因。
(2)是否加入香蕉协会或合作社对资金信贷服务和保险服务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别在1%和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即加入香蕉协会或合作社的蕉农更容易获得资金信贷服务和保险服务。在实地调研中,笔者与乐东龙头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的交谈中了解到,他们合作社会不定期给社员提供一些信息服务和技术服务,本文中蕉农是否加入香蕉协会或合作社对其接受信息服务和技术服务没有显著影响,其主要原因有待研究。
(3)是否参加过与香蕉产业相关的会议、论坛或讲座等对保险服务、技术服务和机械服务的可得性均有显著影响,其系数分别为-1.362、1.445和1.448。据了解,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偶尔会上门拜访种植面积较大的蕉农,向他们宣传、推销公司的保险产品,这可能是激发了蕉农对购买保险需求的主要原因。农业科技110、高校或科研单位也会组织一些与香蕉产业相关的讲座、经验交流会等,向蕉农传授一些病虫害、枯萎病防治技术。
(4)是否经常通过手机、报纸等媒介关注香蕉最新动态对技术服务的可得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蕉农通过手机、报纸等媒介了解香蕉种植的技术后,会较少对技术服务的需求。
(5)是否经常和其他蕉农有交流对技术服务的可得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10%的统计水水平上显著,说明经常与其他蕉农有交流的蕉农对技术服务的可得性较高。
本研究基于2018年海南省6个市县173个蕉农的抽样调查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法得出蕉农对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可得性由高到低依次为机械服务、技术服务、采收服务、信息服务、资金信贷服务和保险服务。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蕉农对各项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可得性影响因素,其中影响因素包括蕉农个人特征、种植特征、家庭因素、信息来源。研究结果表明,种植户为男性、年龄较小、是村干部、加入香蕉协会或合作社的蕉农对资金信贷服务的可得性更高;种植户的种植面积越大、香蕉收入所占比重较高、加入香蕉协会或合作社、从未参加过与香蕉产业相关的会议(论坛、讲座等)的蕉农对保险服务的可得性更高;种植户的年龄越大、文化程度越高、种植面积越大、是村干部的蕉农对信息服务的可得性更高;种植户为男性、种植年限越短、参加过与香蕉产业相关的会议(论坛、讲座等)不经常通过手机、报纸等媒介关注香蕉最新动态、经常与其他蕉农有交流的蕉农对技术服务的可得性更高;种植户的香蕉收入所占比重越高、参加过与香蕉产业相关的会议(论坛、讲座等)的蕉农对机械服务的可得性更高;种植户的香蕉收入所占比重越高、经常与其他蕉农有交流的蕉农对采收服务的可得性更高。
结合上文实证结果和访谈中蕉农们的意见,为了有效提高蕉农对农业生产生服务的可得性,提出以下建议:(1)海南目前的机械耕地主要是以农民个体经营户为主,而农民个体经营户一般都没有固定的营业场所,只能依靠传统口头相传的传播方式,因此许多初来乍到的外地承包商经常找不到耕地的经营户。因此,在坚持农民个体经营户的基础上,要大力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行业协会、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大户等新型农业服务经营主体,以市场方式提供机械、信息和技术等全方位、多元化的服务,有效促进需求与供给更好的对接,从而提高蕉农对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可得性。(2)根据蕉农对资金信贷服务的可得性较低的情况,政府要充分发挥支农主力军的作用,深化农村信用社的改革,通过降准、降息、减免税等方式,加大工商银行、农业银行、邮政银行、建设银行等商业银行对三农的信贷支付。针对农业产业链的高风险及关键环节,扩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提高保费补贴标准和赔付额度,强化生产性服务主体的风险保障[20]。(3)从实证分析结果看,文化程度的提高能够显著增加蕉农对信息服务的可得性,因此要进一步加强蕉农教育和职业蕉农培训,切实提高蕉农的综合素质,成为具备现代香蕉产业高产、优质、安全生产经营技能的新型职业蕉农。
[1]姜长云.关于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16,37(5):8-15,110.doi:10.13246/j.cnki.iae.2016.05.002.JIANG C Y.Though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J].Agricultural Economic Issues, 2016, 37(5):8-15,110.doi:10.13246/j.cnki.iae.2016.05.002.
[2]庄丽娟,贺梅英,张杰.农业生产性服务需求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广东省450户荔枝生产者的调查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11(3):70-78.ZHUANG L J, HE M Y, ZHANG J.Analysis of the willingnes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 demand—Taking the survey of 450 litchi producer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J].China Rural Economy, 2011(3): 70-78.
[3]冀名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我国农业现代化历史上的第三次动 能[J].农业经济问题,2018(3):9-15.doi:10.13246/j.cnki.iae.2018.03.003.YAN M F.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the third kinetic energy in the history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J].Agricultural economic issues, 2018(3): 9-15.doi:10.13246/j.cnki.iae.2018.03.003.
[4]肖卫东,杜志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主要模式及其经济效应——对河南省发展现代农业的调查[J].学习与探索,2012(9):112-115.XIAO W D, DU Z X.The main model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its economic effects—A survey of developing modern agriculture in Henan Province[J].Learning and Exploration, 2012(9):112-115.
[5]董欢.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思考[J].农村经济,2013(6):112-115.DONG H.Some though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in China[J].Rural Economy,2013(6):112-115.
[6]王洋,郭翔宇.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博弈分析[J].中国农学通报,2010,26(14):443-448.WANG Y, GUO X Y.Game analysis of agricultural socialization service supply[J].Chinese Agricultural Science Bulletin, 2010, 26(14):443-448.
[7]芦千文,姜长云.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和产业属性[J].江淮论坛,2017(2):44-49,77.doi:10.16064/j.cnki.cn34-1003/g0.2017.02.006.LU Q W, JIANG C Y.Development model and industrial attribut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J].Jianghuai Forum, 2017(2): 44-49,77.doi:10.16064/j.cnki.cn34-1003/g0.2017.02.006.
[8]杨子,饶芳萍,诸培新.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土地规模经营的影响——基于农户土地转入视角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9(3):82-95.YANG Z, RAO F P, ZHU P X.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socialization services on land scale management—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farmers’land transfer perspective[J].China Rural Economy, 2019(03): 82-95.
[9]杨万江,李琪.农户兼业、生产性服务与水稻种植面积决策——基于11省1646户农户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5(1):100-109.doi:10.13240/j.cnki.caujsse.20180205.003.YANG W J, LI Q.Farmers’concurrent employment, productive service and rice planting area decision—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1646 farmers in 11 provinces[J].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8, 35(1)): 100-109.doi:10.13240/j.cnki.caujsse.20180205.003.
[10]孙顶强,卢宇桐,田旭.生产性服务对中国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基于吉、浙、湘、川4省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6(8):70-81.SUN D Q, LU Y T, TIAN X.The impact of productive services on the efficiency of rice production technology in China—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micro survey data of four provinces of Jilin, Zhejiang,Hunan and Sichuan[J].China Rural Economy,2016(8): 70-81.
[11]郝爱民.城镇化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门槛效应[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7(1):19-26.HAO A M.The threshold effect of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J].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8, 17(01): 19-26.
[12]陈宏伟,穆月英.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农户增收效应研究——基于内生转换模型的实证[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9(3):403-411.doi:10.13872/j.1000-0275.2019.0026.CHEN H W, MU Y Y.A study on the effect of farmers' income increas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s—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endogenous transformation model[J].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Research, 2019(3):403-411.doi:10.13872/j.1000-0275.2019.0026.
[13]陈鸣,肖刚纯.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促进职业农民培育的实证研究[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8(1):15-21.doi:10.16853/j.issn.1009-4458.2016.01.004.CHEN M, XIAO G C.An empirical study on promoting the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 farmer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J].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16,18(01):15-21.doi:10.16853/j.issn.1009-4458.2016.01.004.
[14]许佳彬,王洋.专业种植大户迫切需要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是什么——基于对黑龙江省的调查[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9(3):412-420.doi:10.13872/j.1000-0275.2019.0037.XU J B, WANG Y.What is the agricultural socialization service that is urgently needed by professional large-scale farmers—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J].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Research, 2019(3): 412-420.doi:10.13872/j.1000-0275.2019.0037.
[15]罗小锋,向潇潇,李容容.种植大户最迫切需求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是什么[J].农业技术经济,2016(5):4-12.doi:10.13246/j.cnki.jae.2016.05.001.LUO X F, XIANG X X, LI R R.What is the most urgent need of agricultural socialization services for large farmers[J].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nd Economy, 2016(5): 4-12.doi:10.13246/j.cnki.jae.2016.05.001.
[16]夏蓓,蒋乃华.种粮大户需要农业社会化服务吗——基于江苏省扬州地区264个样本农户的调查[J].农业技术经济,2016(8):15-24.doi:10.13246/j.cnki.jae.2016.08.002.XIA B, JIANG N H.Do large grain-growing households need agricultural socialization services—Based on a survey of 264 sample farmers in Yangzhou, Jiangsu Province[J].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nd Economy, 2016(8): 15-24.doi:10.13246/j.cnki.jae.2016.08.002.
[17]王丽萍,罗发恒,陈美萍.广东肇庆蔬菜种植户的农业生产性服务需求及其影响因素[J].贵州农业科学,2015,43(7):206-210.WANG L P, LUO F H, CHEN M P.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ervice demand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vegetable growers in Zhaoqing, Guangdong[J].Guizhou Agricultural Sciences, 2015, 43(7): 206-210.
[18]李显戈,姜长云.农户对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可得性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1121个农户的调查[J].农业经济与管理,2015(4):21-29.LI X G, JIANG C Y.An analysis of farmers'availabilit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s based on a survey of 1121 farmers[J].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Management, 2015(4): 21-29.
[19]张晓敏,姜长云.不同类型农户对农业生产性服务的供给评价和需求意愿[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5,36(8):70-76.doi:10.13502/j.cnki.issn1000-7636.2015.08.009.ZHANG X M, JIANG C Y.Supply evaluation and demand willingness of different types of farmer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s[J].Economic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2015, 36(8):70-76.doi:10.13502/j.cnki.issn1000-7636.2015.08.009.
[20]成丽,邵文武,张波.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策研究[J].农业经济,2017(11):7-9.CHENG L, SHAO W W, ZHANG B.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s[J].Agricultural Economy,2017(11): 7-9.
Availabilit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s for Banana Farmers— Take Hai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