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世界上猪肉消费量最大的国家，占全球的50%，猪肉也是我国肉类食品的主要品种，占总量的64%。屠宰行业是畜牧业生产到肉产品消费的中间环节，是肉食品安全的重要节点，不仅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深切关乎民生福祉，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和政治问题［1］。按照《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和中央、广东省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省政府出台的《关于深化屠宰行业改革 完善屠宰管理体制机制的意见》（粤府函〔2017〕364号）的精神，结合非洲猪瘟对行业的影响，研究屠宰行业的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很有必要。近几年，屠宰行业在市场机制和政策监管的引导下日趋健康有序发展，全国规模化屠宰率由2013年底的20%提高到2016年底的26%，生猪屠宰厂（场）数量由2013年底的14 720家降到目前的11 219家，降幅达23.78%，肉品质量安全稳中向好。但整个屠宰行业仍存在产能总量过剩、落后产能比重大、产业集中度偏低且企业之间技术水准差异大、产品生产环节的屠宰及肉类加工创新技术薄弱、产品市场的质量监管与市场监督存在缺陷等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现有屠宰产业亟待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以满足人民群众对肉品安全、卫生、营养及风味等越来越高的需求。2018年8月我国首例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各养猪企业或养殖户数量下降趋势凸显，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养猪存栏量已降低近1/3，严重影响了养猪业健康发展和猪肉供应安全［2-3］，作为重要环节的屠宰行业也深受影响，在后非洲猪瘟时代，研究加快屠宰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屠宰标准化建设、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4-6］。本文综述了广东省屠宰行业现状，分析了我省屠宰企业规模、经营模式、监督管理、屠宰技术，阐述了广东省屠宰标准化建设和行业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结合非洲猪瘟疫情，提出广东省屠宰行业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为屠宰行业相关部门和企业提供决策依据和技术支撑。
1 广东畜禽屠宰行业现状
广东省生猪屠宰产业总体体量大，2018年屠宰量居全国第1位，达4 615万头。畜禽屠宰行业管理体制不断健全，发展水平不断提升，质量安全总体平稳向好，为粤港澳大湾区的肉食品安全做出了贡献。但屠宰企业数量多、规模小、布局分散、设施设备落后、低端产能过剩，缺乏养殖、屠宰、加工、冷链、营销等全产业链融合发展的大型企业，屠宰产业现代化任务艰巨。
1.1 广东畜禽屠宰数量巨大，来源多样
广东肉类需求旺盛，消费量大且供应不足，其中，猪肉占广东肉类消费量的比重超过60%，生猪供给不足的现象较为严重；牛肉的供给量大部分靠进口维持，其供给缺口较大；家禽则相对供需平衡。广东本省生猪自给率约为60%，每年从外省调入生猪2 500万头左右，直接供港澳或外省经广东供港澳生猪300多万头，占港澳市场份额的70%以上。广东的生猪主要来源于湖南、湖北、广西、江西等地［7］。据行业调查统计，截至2018年底，我省畜禽屠宰场（点）有1 125个，企业数量居全国第2位，其中生猪定点屠宰厂1 032个（302个为规模2万头以上的生猪屠宰企业），牛羊定点屠宰厂分别为57个和11个，家禽集中屠宰厂25个；生猪屠宰场占全省屠宰场数量近91%，2018年屠宰生猪达4 615万头，在肉类消费中占比60%。
1.2 屠宰企业规模大小不一，升级工作顺利
广东畜禽屠宰场90%为乡镇屠宰点，70%为规模以下屠宰企业（年屠宰量2万头以下），90%以上屠宰企业实际屠宰量不足设计产能的1/3。近年共有200多家屠宰企业进行了升级改造、清理整改、取缔关停等整顿，其中整改企业83家，取缔关停企业47家，全省从1 278家减少到目前的1 032家、减幅19%。深圳市经过清理整合，全市仅有4家规模化、机械化的大型屠宰企业，日均屠宰量为4 000头以上，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珠三角地区的屠宰企业数量相对较少，企业规模普遍较高，粤西及偏远山区屠宰企业数量大，占全省屠宰企业数量近30%（图1）。广东生猪屠宰地域性较强，发展极不平衡，大部分屠宰企业在当地收购生猪、当地销售，渠道较为单一，布局分散，规模小。加大条件改造和清理整顿力度，淘汰不适应现代化发展的屠宰企业，提高肉品安全和企业经济效益和竞争力势在必行。2018年已有广州、东莞、深圳、江门等10个地市明确提出屠宰企业新规划，调整后共有231家，比原有屠宰厂点压减323家，减幅达62%。
图1 2018年底广东各地市的屠宰企业（含牛羊屠宰）数量
Fig.1 Number of slaughter enterprises (including cattle and sheep) of different municipal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t the end of 2018
1.3 屠宰企业经营管理落后，产品单一
广东省屠宰企业性质主要有私营、集体、国有、股份、个体、民营以及合资等多种形式，其中国有企业占比61%、私营企业占比23%，企业大中型与小型场散乱并存，除珠三角少数大型企业外，未有类似丹麦皇冠集团屠宰企业，也无国内双汇、雨润和金锣等集养殖、屠宰、加工、冷链、配送、营销全产业链融合发展的大型企业。企业销售模式单一，代宰比例70%以上，销售的产品以热鲜肉为主，产品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低［8-11］。屠宰企业的畜禽来源管理方式落后，追溯信息不全面，有近1/3的企业未有视频监控系统，来源信息登记与备案等工作较为薄弱，很多从散养户中收取，存在中间商行为，“代宰”业务也致使检疫漏洞增多，难以落实来源信息，行业难以满足现代化高品质生活需求［12-13］。
1.4 屠宰监管队伍参差不齐，专业人员不足
广东屠宰监管队伍和机构在多次体制改革和职能转换中变化大、专业人员流失严重，21个地市既有市场监管部门，也有经贸信息部门，更多是农业局或畜牧兽医主管，成立专门的屠宰管理科的仅有8个地市。屠宰监管队伍中专职负责的较少，大部分是通过兼职或兼管的方式进行管理，屠宰监管的范围从生猪到牛、羊、禽等，因此机构队伍在人员编制、资金等方面难以满足监管需求，很多执法人员属于劳动合同聘用制人员或劳务派遣人员，工作专业性不强，主动性和积极性方面有待提高。屠宰工作环境差、工作时间常在凌晨，检疫队伍流动性大，检疫难度大，导致执法效果有待提高，仍有私屠滥宰逃避检疫的现象，屠宰监管覆盖面难以兼顾，肉产品质量存在安全隐患［14-17］。
1.5 屠宰企业技术有待提升，设施设备落后
广东省的屠宰方式有机械化、半机械化以及手工3种，其中机械化率占68.2%，大多分布在珠三角地区，而偏远山区多以手工屠宰为主，占23.8%。有些企业具备规模化的生产车间，但新型屠宰加工技术、质量控制技术以及冷链物流配送技术设备等方面还很落后，企业配备的自检检疫实验室较为欠缺，主要依赖驻场官方兽医检疫与监督，屠宰工艺流程中的同步检疫技术与设备难以达到国家有关标准；规模化以下的屠宰厂大部分均未配备先进的设备设施以及人员岗位。同时，珠三角屠宰企业无害化处理基本交由卫生处理厂进行专业处理，其他地区屠宰企业则多根据现有设备配置及需求进行不同程度的处理，但掩埋、焚烧等方式较为落后，存在环保风险［18-21］。广东消费者食用习惯要求的肉品质构、色泽与考虑动物福利的屠宰技术有差异，与国际主流接轨的具有广东特色的屠宰技术、分割分级小包装技术、冷却技术、综合保鲜技术贮备严重不足；科技含量较高的新技术新产品较少，冷却保鲜肉生产技术进展缓慢，政府提出的冷鲜肉替代产品难以上市，80%以上的产品仍然是热鲜肉；因冷链综合保鲜技术进展缓慢，加工流通过程的肉品易受微生物污染，导致产品货架期短，长途运输不便、流通消费不畅等问题突出。
1.6 标准化企业建设稳步推进，配套政策逐步落实
2017年国家、省市相继出台一系列的屠宰行业发展政策，包括省政府出台的《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屠宰行业改革完善屠宰管理体制机制的意见》（粤府函〔2017〕364号），省农业农村厅出台的《广东省家禽屠宰厂设置指导意见》《生猪屠宰标准化企业评估认定管理办法》《广东省畜禽屠宰监管工作手册》等，为各地依法有序推进畜禽屠宰行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工作指引。2019年1月10日起，随着《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生猪屠宰标准化企业评估认定管理的办法》文件的实施，广东生猪屠宰企业将重点从监管常态化、质量管理制度化、厂区环境整洁化、设施设备标准化、生产经营规范化、检测检验科学化、排放处理无害化、配送冷链化及追溯信息化等八大方面进行标准化建设，推动广东屠宰行业的转型升级，提高肉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22］。全省各地市稳步推进屠宰行业转型升级，做好资格审核清理工作，加快屠宰场整改、关停并转等工作。珠海、深圳、广州等10多个地市政府出台了相应的屠宰行业改革方案，有些地市政府将标准化创建纳入“菜篮子”工程扶持项目资金补助范围，或通过财政资金补贴、贴息、以奖代补的方式，或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屠宰行业建设等，支持企业进行不同程度的标准化创建和升级改造。
2 后非洲猪瘟时代生猪屠宰行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2018年8月，河南郑州双汇屠宰厂发现非洲猪瘟，成为全国第二起非洲猪瘟疫情，引起了屠宰行业的高度重视。非洲猪瘟疫情的传播路径主要有生猪跨区域调运、餐厨余食品饲喂、人员与车辆带毒，在我国生猪跨区调运的比率已达19.12%的情况下，为降低生猪屠宰以及生猪产品流通环节病毒扩散风险，农业农村部自2018年8月以来，发布了5个关于生猪移动及其产品调运监管的文件通知，强调非洲猪瘟疫区解除封锁前，禁止省、市、县间的生猪调运。2019年1月2日的第119公告，要求屠宰企业生猪进厂前检测非洲猪瘟病毒，要及时发现和处置风险的猪肉，防止由此带来生猪疫情的扩散，确保流通市场的肉品安全；4月3日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猪肉制品加工企业要对生猪产品、原料进行非洲猪瘟病毒核酸检测，对于阳性猪肉，需进行无害化处理。非洲猪瘟的发生引起了屠宰行业发生重大变革，行业内长期以来形成的问题集中凸显，具体表现在生猪养殖产能与屠宰产能区域不配套，活猪跨区域调运政策收紧，冷链运输能力与屠宰产能不适应，“调猪”到“调肉”的转变使得屠宰企业经营受到严重影响，业界开始重视非洲猪瘟对屠宰企业的影响［23-25］。同时，受疫情影响，生猪交易市场取消，生猪流通领域主导权将更多地向屠宰企业倾斜，肉类冷链物流、屠宰加工、产销等全产业链发展迎来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屠宰行业的转型升级将有效带动行业提质增效，迎来新机遇。
2.1 屠宰企业的生猪来源受到极大限制，生猪供给不平衡
非洲猪瘟疫情蔓延发展，全国各地生猪产能及产销形势发生变化，据农业农村部生猪生产监测数据显示，3月份生猪存栏和母猪存栏出现了“双下降”，其中，生猪存栏环比下降1.2%，同比下降18.8%，母猪存栏环比下降2.3%，同比下降21%；下降的幅度、速度之快，是近10年来出现的最大值。2018年末广东生猪存栏2 024.26万头，同比减少5.1%；能繁母猪存栏217.98万头，同比减少5.0%；肉猪出栏3 757.4万头，同比增加1.2%。2019年4月，广东生猪存栏量明显减少，减幅至少达到30%以上。受疫情影响，全国生猪跨省流通受限，局地供需失衡，生猪及能繁母猪存栏持续下降，市场去产能进程加快。据统计，每年我国省际之间调运猪肉1 260万t，占全国产量的24%，其中调出省份13个，主要集中于华中、华北、东北地区，调入省份18个，分布于华东、西南和华南地区。
非洲猪瘟后禁止跨省调运对广东生猪供应与肉品消费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过去生猪产区活猪因为价差的原因多数都调出省外，非洲猪瘟跨省禁运后，猪肉消费区屠宰企业没有猪源，而所有活猪都留在产区本省消耗，加剧了产销区价差，猪价区域分化日渐明显，加上屠宰加工布局不均衡，疫区健康的生猪和农民养殖的正常猪只很难出售，一些猪肉消费区的屠宰企业难以收到生猪，出现无猪可杀的状况；二是生猪产区的商贩和屠宰企业打压生猪价格，局部区域内出现了生猪供过于求的现象。2019年来，国内生猪产业呈现北进西移的趋势，整个东南地区生猪缺口越来越大，疫情地区压栏现象严重，屠宰场出现没猪杀的现象已成常态，屠宰场更多的精力已转移生猪来源市场的开拓，实施了本省范围内与养殖场的“点对点”调运。由广东省牵头，江西、福建、湖南、广西和海南等六省联合布防非洲猪瘟且统筹产销衔接，在一定意义上保障了供需大体平衡。
2.2 屠宰产业集中度偏低，现代化程度不高的企业将加速退出
长期以来屠宰行业呈现产能过剩、产业极其分散的局面，行业产能利用率过低。我国生猪屠宰龙头企业双汇、雨润、金锣前三大屠宰企业，2016年合计屠宰量在2 600多万头左右，占行业总体屠宰规模的4%左右。2016年定点屠宰企业的总体屠宰量为3.07亿头，占全国屠宰量的45%，其中规模以上屠宰量2.08亿头（年屠宰量2万头及以上），占全国屠宰量的30%。受疫情影响，屠宰企业将受到新一轮“大洗牌”，集约化程度高，屠宰冷链设备设施完善，经营管理模式成熟，检疫技术队伍力量较高的企业，技术先进产供一体化的企业将从逆境中脱颖而出。广东是供港澳生猪的重要省份，因5月香港上水非洲猪瘟事件，对省内供港生猪企业产生更大的挑战。例如，湛江是供港活猪的主要来源地之一，2018年供港澳活猪超过13.1万头，现在随着疫情的发生，供港猪的检测要求越来越高，在关口监督方面更加严厉，势必影响供港猪的出口数量，因此，技术设备设施先进，产供一体化的企业新技术推广更快，冷鲜肉和猪肉加工制品为主的产品消费时机成熟。小型屠宰场、半机械化及手工屠宰场将逐渐退出屠宰历史舞台。
2.3 非洲猪瘟推动屠宰行业变革，迎来新机遇和新契机
非洲猪瘟将推动屠宰企业集约化发展，行业集中度将有所提升。非洲猪瘟对整个屠宰行业来说虽然是一场危机，但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由于我国屠宰和养殖集中度均偏低，现阶段行业整合难度大。非洲猪瘟的发生，为屠宰企业市场集中度的提升提供了宝贵机会，也为屠宰龙头主导的行业纵向整合创造了条件。一方面，产区与销区屠宰企业经营状况分化，产区大型屠宰企业利润提升，其主动推进横向整合的意愿增强；另一方面，环保督查趋严也导致部分小厂不得不选择退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大众消费升级，肉制品产品结构升级，内生竞争力增强，将有效加速产业链的垂直整合进程，驱动屠宰利润率的长期提升。以某上市公司为例，目前该公司主要的屠宰厂分设在吉林和山东两地，已经设立20年的山东工厂当初设计的产能为每年100万头，目前的产能利用率为80%～90%。新设立的吉林屠宰厂目前产能利用率在30%左右。但随着非洲猪瘟的发生，上述两个屠宰厂的产能有望持续提升。
另外，受非洲猪瘟疫情的影响，国家政策建议由“调猪”改为“调肉”，使得我国越来越多的规模化生猪养殖集团开始布局屠宰业务，逐步向“养猪”“宰猪”“卖肉”一条龙全产业链进军，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已宣布成立屠宰公司，注册资本3亿元，主营生猪收购、屠宰、加工等，并与正阳县政府合作200万头生猪屠宰及食品加工项目。温氏股份与浙江华统股份公司联手，合资成立生猪屠宰业务公司，在部分区域共同推进生猪屠宰业务合作建设和管理；2019年3月23日，大北农与得利斯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就生猪养殖、屠宰业务等方面展开合作。因此，随着集团公司屠宰业务的加盟，生猪屠宰行业将推动一系列的升级改造，肉品品牌、加工等全产业链的屠宰行业将迎来新一轮机遇。
3 屠宰行业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3.1 关注非洲猪瘟新政策，改善生产检验检测条件
非洲猪瘟防控是当前屠宰企业的头等大事。各屠宰厂按照农业农村部屠宰技术中心《屠宰企业防控非洲猪瘟五落实》，严把猪源、屠宰、质量“三关”，做好“生猪入场查验，清洗消毒，屠宰检疫检验，无害化处理，生产记录和疫情报告”五落实和制订好应急预案。为应对农业农村部119公告，国家市场监督总局联合发布的猪肉制品及原料需进行非洲猪瘟病毒检测的要求，屠宰企业应重视提高企业自身的非洲猪瘟检测能力和技术水平。目前，非洲猪瘟的检测诊断方法主要有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核酸PCR方法红细胞吸附试验、荧光抗体试验等，因受检测技术的设备仪器和生物安全实验环境的限制，屠宰企业大部分采用检测试剂盒和试纸条等方法进行检测，但对于检测的配套技术，企业内部暂时存在较大的困难，如检测人员的实验技能操作能力较低，仪器设备所在实验室的要求较高、企业思想认识不足等，导致屠宰企业因非洲猪瘟疫情影响，产生了高额的成本费用，小规模的屠宰场竞争力越来越差，规模化屠宰场也面临运营模式管理的变化以及产业升级的迫切需求。有能力的屠宰企业要尽快建设符合PCR检测技术要求的实验室，并做好检测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减少检测污染，提高检测技术水平；未建实验室的企业，可以委托具有非洲猪瘟检测资格的兽医实验室进行检测。政府应该鼓励和支持第三方实验室提供规范的社会化服务，承接屠宰企业委托检测任务，满足暂时不具备非洲猪瘟监测能力的小型屠宰企业委托检测的需求。
3.2 以生猪屠宰企业标准化建设评估工作为契机，加快屠宰企业的管理升级
2018年底，广东省出台了《广东省生猪屠宰标准化企业评估认定管理的办法》，生猪屠宰企业标准化建设以监管常态化、质量管理制度化、厂区环境整洁化、设施设备标准化、生产经营规范化、检测检验科学化、排放处理无害化、配送冷链化及追溯信息化为主要建设内容，旨在提升生猪屠宰行业的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信息化水平，确保出厂肉品质量安全。评估工作的实施，将会逐步解决屠宰企业长期存在的产能过剩、产业集中度低、技术落后等问题，淘汰或兼并一批与产业不相适应的中小型屠宰场；加上非洲猪瘟疫情的相关政策，淘汰进度将进一步扩大。广东省生猪屠宰标准化建设的目标是2018—2020年评估出200家生猪屠宰标准化企业，届时结合非洲猪瘟疫情发展，科学规划屠宰产业布局，鼓励产销无缝对接，支持生猪养殖企业集团在省域或区域化管理范围内实施全产业链发展，配套相应的屠宰、仓储冷链，与主销区做好对接与供应，推进屠宰企业产加销融合发展，补齐监管短板，逐步推进全省屠宰企业的标准化建设水平，从而促进转型升级进度。
3.3 完善屠宰行业规范，加大政府引导和对公共资源的支持与保障
修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完善兽医卫生检疫制度，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建立肉品风险监测评估、质量安全追溯等法律法规，为屠宰行业监管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特别是非洲猪瘟发生后，屠宰行业的标准也会发生变化，在条件设施设备与人员队伍建设方面的要求也将上升，应当建立屠宰标准体系，注重肉类生产过程企业内部质量控制、运输标准、生猪来源质量标准、肉质品处理标准以及肉品来源追溯性等。政府层面上，要以贯彻《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为契机，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在综合考虑各地市畜禽养殖规模、屠宰加工能力、市场消费潜能、交通运输状况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等，通过市场、行政等手段推动屠宰企业兼并重组；鼓励和引导大型屠宰企业延伸产业链，推进养殖、屠宰、加工、培训、销售一体化经营。此外，加大病死无害化处理与污水处理等公共资源方面的配置，设立有关专项资金或政策，补贴扶持屠宰企业转型升级。设置屠宰加工技术等科技攻关项目，研究新技术、新设备，积极推动企业进行转型升级。
3.4 提升屠宰技术支撑能力，保障屠宰行业变革发展需求
养殖场、屠宰企业、肉市场、科研高校、社会组织以及政府，形成一个屠宰产业链的相关联合体，应从不同的层面开展技术能力的提高。一是屠宰企业要加快硬件设备设施的升级改造，包括屠宰与分割技术装备的自动化、加工过程中肉品质量控制体系建立、屠宰工艺流程改造、非洲猪瘟检测实验室建立等［26-28］。二是提升从业人员专业素质，提高屠宰管理与检疫能力，做好屠宰规范与标准，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确保肉品质量安全。建立屠宰从业人员培训机制，提升屠宰监管执法能力，研究制定屠宰从业人员职业标准，出台畜禽屠宰从业人员培训规划，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多领域的技术培训和职业继续教育，不断提高屠宰操作工人、检疫人员、管理人员等专业技能水平。三是联动高校、科研院所、社会组织和企业加大屠宰技术的科技攻关，确保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目前，我国屠宰及肉类加工业中深加工产品所占比例较小，80%肉类以热鲜肉的形式消费，产品附加值较低，较难形成市场竞争力。现有屠宰过程中因技术问题，导致影响肉类外观、质量、风味以及消费习惯。如生猪麻电骨骼断裂和肌肉淤血问题、“白肌肉”问题、“热鲜肉”品质、资源再利用的无害化处理技术、屠宰肉品检疫检测标准与快速技术等，均需联合开展技术攻关，有效地解决屠宰过程的技术问题 ［29-30］。建议设立科研项目或专项资金，鼓励科研单位和大型企业开展相关研究，满足屠宰行业可持续发展所需的新技术、新设备和新体系。积极研究后非洲猪瘟时代冷链物流技术、肉品品质保藏技术、新型屠宰及肉品分割技术、质量控制技术等，发展冷链产业投资、品牌培育等将是屠宰行业发展的大机遇。
4 展望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随着人民生活品质的日益提升，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的不断完善，后非洲猪瘟时代，食品质量必是屠宰行业首要关注的方面，因此屠宰企业的转型升级是行业改革发展的必经之路。广东的屠宰行业现状复杂，行业问题较为明显，企业数量多，规模小，70%以上的企业主营业务为代宰，未有建立品牌效益，极少具有产销、加工一体化经营模式的企业，上述问题必将制约广东屠宰行业的转型升级进度。非洲猪瘟后，全国养猪业也顺势会“脱胎换骨”、转型升级。大部分屠宰企业，尤其是资金有限、技术低下的中小型屠宰场将面临极大的考验，技术型、规模自动化企业将随之逆势扩张，屠宰行业准入门槛也将逐步提高，倒逼设备落后、检疫能力低下的中小型屠宰场逐渐退出。此外，随着消费者对肉品品质的不断提升，肉制品及其附加值产品的加工技术将受到青睐，屠宰全产业链的延伸、品牌的建立以及产销一体化将是屠宰行业的重要发展机遇。作为肉品消费大省的广东，毗邻香港和澳门，应当以生猪屠宰企业标准化建设为契机，结合市场需求和生猪养殖场分布特点，及早做好屠宰企业规划布局，加强屠宰质量安全体系建设和屠宰加工技术科技攻关，敦促引导屠宰企业改善屠宰自动化设施，提高屠宰相关人员专业技能培训与培养，以适应屠宰行业转型升级的要求，同时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食品安全奠定扎实的技术支撑与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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