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脱贫攻坚战略,旅游部门积极作为,2016年国家旅游局联合11个部委制定了《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案》,提出在“十三五”期间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实现全国25个省(区、市)2.26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230万贫困户、747万贫困人口脱贫。这一政策的实施,极大的推动了各地旅游扶贫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乡村旅游已成为我国农民就业增收、农村经济发展、贫困人口脱贫的主战场和中坚力量。截至2017年底,全国仍有960万人未脱贫[1],未来旅游扶贫攻坚的力度仍需加大。【前人研究进展】国外关于旅游扶贫的研究较早,主要聚焦旅游扶贫社区参与[2-7]、旅游扶贫效应[8-9]等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对旅游扶贫的研究逐渐兴起,发展迅速,研究成果侧重于旅游扶贫空间格局演化[10-11]、旅游扶贫模式构建[12-13]、旅游扶贫绩效评价[14-16]、旅游扶贫实施路径[17-18]等方面。国内外关于旅游扶贫的研究方法呈现出由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以及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转变,研究的学科领域多元化特征突出,研究尺度以宏观为主,微观为辅。国内外关于旅游扶贫微观研究仍然不足,已有微观案例研究较少选取多个点进行对比分析,分析理论性强于实践性,部分研究的指导性不足,相关对策难以落地。【本研究切入点】2002年广东省“旅游扶贫”工程正式启动,对乡村旅游扶贫的资金支持力度逐年加大,2017年以来全省进一步加大对乡村旅游扶贫工作的支持力度,重点支持117个贫困村发展旅游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打造出一批旅游名村名镇,有效带动了全省脱贫攻坚工作。但各地旅游扶贫的成效具有一定的差异,部分地区乡村旅游扶贫发展水平仍然相对滞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省脱贫进度。【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对不同案例地旅游扶贫模式进行深度调研和对比分析,归纳发展模式,总结不同旅游扶贫模式的优缺点,针对性提出优化发展路径,有助于进一步改进提升旅游扶贫工作成效。
案例地选择遵循代表性和独特性的原则,选取肇庆市浪美村和清远市下迳村作为案例地。浪美村和下迳村旅游开发建设工作起步时间相近,地理区位、自然环境、历史沿革、社会经济及政策等相似度高,但两村旅游扶贫的成效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对这两种代表性模式进行分析,能够为全省其他地区旅游扶贫路径选择提供参考和借鉴。
浪美村位于广东省肇庆市怀集县,距二广高速(G55)怀集县梁村镇出口约13 km。全村居住面积6 800 m2,耕地面积21.2 hm2。1474年,孔子四十六代后人迁移到此,建村之始取名昌平寨,后更名浪美村,已有542年历史。近年来,在旅游扶贫工作的推动下,村容村貌、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改善,村民收入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开展了一系列的旅游活动,旅游扶贫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下迳村位于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浸潭镇东北部,距离镇区约14 km。属典型喀斯特地貌,四周群山环抱,景色秀美,因优异的自然环境,被誉为“世外桃源”,是一个有着300多年历史的传统村落。2016年,下迳村在村党支部和理事会带领下,通过土地流转、化解矛盾、发展旅游,相继开发了温泉、民宿、户外拓展等旅游项目,旅游开发成效显著,2017年,清远市相关部门修建了通区公路,解决了景区的交通瓶颈问题,2018年,村集体收入24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从6 380元提高到16 300元。
基于旅游扶贫的社区参与问题与扶贫绩效视角,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浪美村和下迳村为调查对象,借助田野调查、居民访谈、关键人物深度访谈以及非参与式观察法,围绕政府扶持、村民参与、旅游增收、环境改善4个方面,探讨不同旅游扶贫模式构建的过程、扶贫成效和优化路径,其中对村民以问卷调查为主、深度访谈为辅,对村干部以深度访谈为主、问卷调查为辅。
村民感知数据根据问卷调查和参与式访谈法,发放纸质问卷120份,收集有效访谈录音29条。利用SPSS软件对问卷进行信度分析,得出Cronbach’a系数为0.944,高于Nually所提出的0.7的临界值标准,可证明问卷调查村民感知维度可信,具有较好的内在一致性,说明数据有效可信。两村的资源条件、发展情况来源于非参与式观察法、村干部访谈以及相关规划。
输血型旅游扶贫是自上而下、政府主导推动型的旅游开发模式。这种模式对政府部门的扶持较为依赖,产业脆弱性较突出。通过调研发现,浪美村是典型的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典型输血型旅游扶贫模式(图1)。2016年以来,该村由市政府确定为重点旅游扶贫村,旅游部门、建设部门、农村部门分别开展了相应的旅游扶贫工作。在旅游扶贫初期,浪美村旅游业得到快速发展,但随着政府投入减少,旅游业相关项目建设停滞,旅游吸引力不足,游客量减少,旅游产业迅速萎缩。
图1 浪美村“输血”型旅游扶贫模式
Fig. 1 “Blood-transfusion” type of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 in Langmei Village
2.1.1 政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调研发现,2016年以来相关部门给予了浪美村较大的政策支持力度,在访谈中,据浪美村理事介绍:在前期开发中,政府与旅行社进行合作,大力宣传,吸引了一大批游客前来参观。说明在浪美村旅游业发展中,政府在资金、政策两方面提供了较大的支持力度,并主动积极宣传推广。村民对政府、旅游企业与当地居民对旅游业发展作用的感知测度表明,浪美村村民对政府、旅游企业与当地居民对旅游业发展作用的3项指标均持赞成态度,3项指标均值都超过3.5。3项指标为:(1)政府资金帮扶对村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2)政府实施的旅游帮扶政策符合村庄发展的实际情况;(3)政府在村庄旅游发展过程中起到“示范”或“引导”作用,鼓励和带动私营部门进行普及性开发。
2.1.2 旅游起步较快 村中理事回忆道:“当时有些村民在村里开起自家经营的小店,像汉堡屋等店铺日营业额最高可达7 000元。”百香果园经营者提到:“2017年的油菜花节吸引了很多游客,果园收入增加了几十倍。”浪美村通过首届油菜花节提升了知名度,吸引较多游客,部分村民从旅游业发展中获益。说明这种政府主导输血型旅游扶贫,短期内能够改善旅游设施、提升旅游人气,推动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
2.1.3 发展内生动力不足 2017年以后随着政府的投入减少,浪美村自身无法维持旅游开发所需资金,旅游项目无法更新,村民等靠要的思想依然严重,导致了下迳村旅游产业迅速萎缩。部分人认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过程长、见效慢,与其“造血”,不如“输血”。下迳村理事会长感叹到:“油菜花是一个季节性的东西,不能维持很久,所以我们更需要一个长期的规划。”这说明输血型旅游扶贫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
2.1.4 村民参与不够 因为乡村旅游产业链贫困人口参与积极性不高,使得产业链创造的价值难以面向真正的贫困者,其创造的价值难以充分发挥[19]。浪美村村民在旅游扶贫的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状态,主要原因是村集体领导的相对弱化。根据问卷分析,浪美村43.4%的居民对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村民的自组织意识对旅游业的发展有决定性作用表示非常同意,30.2%的居民表示比较同意。26.4%的村民不认同村民自组织意识对旅游业发展有决定性作用。通过政府主导的旅游扶贫工作,虽然改善了村庄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但村民的收入并未得到质的提升,无法吸引村民返乡创业。旅游产业萎缩后,大部分村民对浪美村旅游业发展前景并不看好,持消极态度。
2.1.5 扶贫成效不高 对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浪美村产业效益的感知,发现浪美村村民对产业效益的两项指标——“给您提供了更好的工作条件及待遇”“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问题”均持中立态度。对于旅游未来发展意愿,是否充满信心,浪美村15.1%的居民对当地未来旅游业发展充满信心表示非常同意,35.8%的居民比较同意,37.7%的居民一般,11.3%的居民不同意。仅有50.9%的村民对未来旅游业有信心,主要原因是旅游扶贫受益面不够广,大部分村民并未因旅游扶贫获得收入的增加。
造血型旅游扶贫模式是自下而上的旅游脱贫方式,以村民参与为主导,发挥村集体的领导作用,开展旅游脱贫工作,后期吸引政府开展扶贫的发展模式。通过调研发现,下迳村是典型的自下而上造血型旅游扶贫模式(图2)。2015年以来,下迳村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通过集体流转解决村里的土地纠纷问题,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主动选择依托周边旅游景区,发展乡村旅游,建设“小华山”乡村旅游景区。由于村集体治理有效,村民积极参加到景区的建设中,通过向同宗商会集资、资金入股、实物入股和劳资入股的形式筹集了建设资金。2017年,政府投入资金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完善了景区对外交通设施,通过招商引资,已有企业开展相关旅游项目投资建设,旅游发展势头良好,形成了可持续性的旅游产业发展模式。
图2 下迳村“造血”型旅游扶贫模式
Fig. 2 “Blood-generating” type of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 in Xiajing Village
2.2.1 政府支持力度不足 在访谈中,一名村干部表示“现在下迳村发展没钱投资了,急着需要用钱。”下迳村旅游资源具有一定优势,但调研情况是该景区处于产业起步阶段,乡村旅游产业特色不够突出,部分基础设施不太完善。说明当地政府对于下迳村的扶持力度还不足,旅游产业开发以村集体和村民为主体。村民对政府、旅游企业与当地居民对旅游业发展作用的感知测度表明,下迳村村民对政府、旅游企业与当地居民对旅游业发展作用的3项指标均持中立态度,而浪美村对这三方面持赞成态度,这表明浪美村的政府旅游支持力度大于下迳村,政府扶持对当地居民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2.2.2 旅游宣传力度不够 下迳村旅游宣传和营销的力度还不够,政府推介力度不大,游客受众面较窄,无法让更多游客了解,不能激发游客们的旅游热情。小华山风景区营销经理表示“政府投入还不够,这边也想搞营销,但是没钱怎么搞?”从一定层面上说明景区旅游规划系统性不强,处于走一步看一步的发展状况,缺乏长远的发展思路与专业的运营管理手段。
2.2.3 村民参与度较高 为推动景区建设,村党支部提出了“劳资入股”的提议,村民纷纷参与到景区建设中。浪美村村长在访谈中提到:“资金充裕的村民们就直接投资入股,一些经营物资的村民,比如钢材等,则通过提供景区建设所需物资入股,还有的村民就通过在景区工作入股,只有极少数村民家庭条件不支持未参与到景区建设中。”通过采取这种“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没钱没物出劳力”入股的方式,有效调动了全体村民的积极性。
2.2.4 扶贫成效良好 经过3年艰苦的建设,2018年景区开园,开始取得收益,随着村集体收入不断增加,景区项目建设有了一定的资金保障,并随着景区建设不断完善,整体价值不断提升,进一步提升了村民的积极性。下迳村村民对产业效益的两项指标——“给您提供了更好的工作条件及待遇”“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问题”持赞成态度,两项指标的均值比浪美村均要高。下迳村高达89.4%的村民对旅游业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而浪美村仅有50.9%,表明两村村民的未来旅游发展意愿差异较大。
旅游业作为一项综合性产业,在推动社会就业以及促进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方面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20]。贫困地区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逐渐成为脱贫致富重要途径,而当地的环境、文化与经济等都因其飞速发展而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21]。浪美村旅游业得以发展主要是得到政府的政策、资金支持,进行输血型旅游扶贫,而下迳村旅游业得以发展主要是依靠村党支部、村民的自组织力量进行发展,进行造血型旅游脱贫。但这两种的旅游扶贫模式过于宏观,未具体细化到利益相关者之间如何协调利益关系,对贫困人口权利赋予和公平利益分配关注较少,极易发生农户失权和贫富再分化,逐利资本涌入农村贫困地区造成了村落文化边缘化、消失等危机。因此,合理的旅游扶贫模式是研究和具体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重点问题[17]。
在推进乡村旅游扶贫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利益主体各方实现通力合作,调和每个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共生理论中,共生单元之间存在着利益互动关系,共生系统中每个单元个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相互合作,弥补自身不足,从而实现资源共享,利益均分,共同推进共生体的发展[22]。根据共生理论的演进路径,在行为模式上,对称互惠共生是最理想的行为模式,在对称互惠共生关系下,同类和异类共生单位可以实现合理的双向关联,在此关联下能够产生新的能量,使交流机制呈现双边和多边机制,有利于各共生单元之间能量、信息、物质等的自由流动,减少利益分歧,从而能够得到帕累托最优[23]。
基于共生理论,结合两村的优点,对旅游乡村振兴发展模式进行改进。改进的模式分为3个发展阶段(图3),分别是初级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每个阶段的发展特征、角色转换效果具有明显的差异。
初级阶段,乡村要根据自身的区位条件和资源环境来科学合理的制定发展目标。政府和社会需提供资助,保障村庄在旅游建设开发前期的资金需求,建立资源与资金的持续发展与利用机制,提高旅游扶贫的可持续性。旅游主管部门应对景区旅游发展方向和主题形象进行定位。加强与周边乡村的合作,发展自身的优势产业,提高产业差异化[24]。做好周边区域联动合作工作,利用知名景区的旅游辐射效应,联合周边景区,共同造势,实行联票制,开展联合促销,形成串点连线,合作共赢的区域旅游发展格局。
图3 “活血”型旅游扶贫模式优化路径
Fig. 3 Optimization path of “blood-circulation” type of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
发展阶段,联手政府、旅游企业打造旅游地形象,做好旅游市场营销工作,扩大受众面积,打响知名度。还需引进相关的专业人才,为景区建设出谋划策,开展专业建设和管理,提升景区的建设水平和运营效益,并通过劳资入股、分红等方式鼓励当地群众参与到乡村建设过程中。
成熟阶段,唤起村民旅游发展意识,参与社区建设,实现村庄的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自我教育,最大限度发挥能动作用,改善土地抛荒、村庄空心化、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兼业化的现象。同时,要构建合理科学的利益分配机制,协调政府、企业、村民多个受益主体,促进收入均衡化,以利于激励村民参与到旅游发展中。通过“输血”“造血”相结合,优势互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活血”式乡村振兴。
本研究以广东肇庆浪美村与清远下迳村为研究案例地,通过对两个村的旅游发展进程和模式进行对比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浪美村是典型的自上而下输血型旅游扶贫模式,优点是政府支持力度大、旅游扶贫起步快,缺点是内生动力不足、村民参与不够。(2)下迳村是典型的由下而上造血型脱贫,优点是内生动力更强、村民广泛参与,缺点是政府支持力度较小、旅游起步相对艰难。(3)根据共生理论和基层治理相关理论,发挥输血式与造血式两种旅游扶贫模式的各自优势,我们总结出了“三步走”的旅游扶贫优化模式,旅游扶贫处于初级阶段的地区,要依托本地的特色资源,政府要加强持续投入与扶持,旅游扶贫位于发展阶段的地区,政府要从资金扶持转向政策扶持,强调村民的参与,努力打造特色旅游产业,旅游扶贫位于成熟阶段的地区,构建起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推进旅游发展自我管理、自我发展和自我教育。
当前我国旅游扶贫工作已深入推进,大部分地区旅游扶贫工作已进入到发展阶段,一部分进入成熟阶段,但仍有部分村庄的旅游扶贫工作仍处于初级阶段。根据旅游扶贫的优化模式:旅游扶贫处于初级阶段的地区,要依托本地的特色资源,政府要加强持续投入与扶持,着力改善当地的旅游基础设施,推进旅游项目建设,强化支部的带头领导作用;旅游扶贫位于发展阶段的地区,推进旅游产业的规模发展,政府要从资金扶持转向政策扶持,强化市场作用,推进景区化建设,村民由引导参与到主动参与,提升旅游扶贫的效益,努力形成“一乡多企,一村一品”的发展格局,引导村民开展经营性活动或者入股形式积极参与,将贫困户的补贴资金、自有土地和贫困地区集体资产入股到合作社、股份公司等优势产业平台上,贫困户通过获得利益分配或分红,拓展贫困户生产生存空间,扩大旅游扶贫的覆盖面;旅游扶贫位于成熟阶段的地区,优化创新村庄基层治理体系,提升党支部的治理能力,发挥集体经济作用,构建起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推进旅游发展自我管理、自我发展和自我教育,从而实现旅游脱贫致富目标。
[1] 郑 怀 瑾 .旅 游 扶 贫 怎 么 扶[J].人 民 论 坛,2019(6):74-75.doi:10.3969/j.issn.1004-3381.2019. 06.028.ZHENG H J. How to help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tourism[J]. People’s Forum, 2019(6):74-75. doi:10.3969/j.issn.1004-3381.2019.06.028.
[2] SPENCELEY A, HABYALIMANA S, TUSABE R, DONNAH M.Benefits to the poor from gorilla tourism in Rwanda[J]. Development Southern Africa, 2010,27(5):647-662.
[3] JOB H, PAESLER F. Links between nature-based tourism, protected areas,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crises—the example of Wasini Island(Kenya)[J]. Journal of Outdoor Recreation and Tourism, 2013(1/2):18-28.
[4] NYAUPANE G P, POUDEL S. Linkages among biodiversity, livelihood and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1,38(4):13441366.
[5] SIMPSON M C. Community benefit tourism initiatives-A conceptual oxymoron[J]. Tourism Management, 2008,29(1):1-18.
[6] HARRIS R W. Tourism in Bario, Sarawak, Malaysia: A case study of pro-poor community-based tourism integrated into community development[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09,14(2):125-135.
[7] WANG H, YANG Z P, CHEN L, YANG J J, RUI L. Minority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A case of Kanas Tuva Villages in Xinjiang,China[J]. Tourism Management, 2010,31(6):759-764.
[8] HAMPTON M P. Heritage, local communit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5,32(3):735-759.
[9] POYYAO MOLI G. Promotion of peace and sustainability by community based heritage eco-cultural tourism in India[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Peace, 2003,19(1):40-45.
[10] 邹开敏.全民参与的大扶贫格局构建研究——以旅游扶贫为例[J].广 东 社 会 科 学,2019(3):50-56. doi:10.3969/j.issn.1000-114X.2019.03.006.ZOU K M.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tter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whole people—Taking tourism poverty reduction as an example[J]. Guangdong Social Science,2019(3):50-56. doi:10.3969/j.issn.1000-114X.2019.03.006.
[11] 王凯,甘畅,王梦晗,朱芳书,邓楚雄.湖北省旅游扶贫效率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9,28(4):863-871.doi:10.11870/cjlyzyyhj201904012.WANG K, GAN C, WANG M H, ZHU F S, DENG C X. Spatio-temporal pattern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efficiency in Hubei Province[J].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19,28(4):863-871. doi:10.11870/cjlyzyyhj201904012.
[12] 崔丹,吴昊,刘宏红,吴殿廷.大都市区贫困带旅游精准扶贫模式与路径探析——以环京津贫困带22个国家级贫困县为例[J].中国软科学,2019(7):81-90. doi: 10.3969/j.issn. 1002-9753. 2019. 07.008.CUI D, WU H, LIU H H, WU D T Analysis the model and path of the tourism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 of the poverty belt around the Beijing and Tianjin[J]. China Soft Science, 2019(7):81-90. doi:10.3969/j.issn. 1002-9753. 2019. 07. 008.
[13] 王庆生,张行发,郭静.基于共生理论的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模式和路径优化研究——以山东省沂南县竹泉村为例[J].地域研究与 开 发,2019, 38(3): 108 - 112. doi:10.3969/j.issn.1003-2363.2019.03.020.WANG Q S, ZHANG X F, GUO J. Research on rural tourism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 and path optimization based on symbiosis theory: A case study of Zhuquan Village, Yinan County, Shandong Province[J]. Reg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2019,38(3): 108-112. doi:10.3969/j.issn.1003-2363.2019.03.020.
[14] 阎友兵,陈赣,陈彪.基于居民感知的旅游扶贫绩效评价研究——以湖南龙山为例[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7,33(6):99-105.doi:10.16546/j.cnki.cn43-1510/f.2017.06.012.YAN Y B, CHEN G, CHEN B. Research 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based on residents' perception—Taking Hunan Longshan as an example[J].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7,33(6):99-105. doi:10.16546/j.cnki.cn43-1510/f.2017.06.012.
[15] 冯伟林,陶聪冲.西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绩效评价研究——以重庆武陵山片区为调查对象[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7,38(6):157-163. doi:10.7621/cjarrp.1005-9121.20170622.FENG W L, TAO C C. A study on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in Southwest Ethnic Areas—Taking the Wuling Mountain Area of Chongqing as the survey object[J]. China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17,38(6):157-163.doi:10.7621/cjarrp.1005-9121.20170622.
[16] 黄梅芳,于春玉.民族旅游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其实证研究[J].桂林 理 工大学 学报,2014,34(2):406-410. doi:10.3969/j.issn.1674-9057.2014.02.035.HUANG M F, YU C 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ethnic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J].Journal of 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14,34(2):406-410.doi:10.3969/j.issn.1674-9057.2014.02.035.
[17] 何莽,李靖雯.景区内的贫困:旅游扶贫的权力视角与解释[J].旅 游 学刊,2019,34(8): 97-107. doi: 10.19765/j.cnki. 1002-5006.2019.08.014.HE M, LI J W. Poverty in scenic spots: A power perspective and explan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tourism[J].Tourism Journal,2019,34(8): 97-107.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19.08.014.
[18] 王洋,张超.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旅游扶贫的优势、困境及路径[J].农业经济,2019(7): 68-69. doi:10.3969/j.issn.1001-6139.2019.07.027.WANG Y, ZHANG C. Advantages, difficulties and paths of rural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J].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9(7): 68-69. doi:10.3969/j.issn.1001-6139.2019.07.027.
[19] 郭志敏.扶贫背景下乡村旅游产业链优化发展的对策研究[J].农业经济,2019(10):50-51. doi:10.3969/j.issn.1001-6139.2019.10.021.GUO Z M. Research on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optim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dustry chai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verty alleviation[J].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9(10):50-51.doi:10.3969/j.issn.1001-6139.2019.10.021.
[20] 周波,李毅.广西巴马旅游扶贫贡献率研究[J].旅游论坛,2011(2):72-76. doi:10.15962/j. cnki.tourismforum.2011.02.020.ZHOU B, LI Y. Research on contribution rat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by tourism in Bama, Guangxi[J]. Tourism Forum, 2011(2):72-76.doi:10.15962/j.cnki.tourismforum.2011.02.020.
[21] 王伟.旅游扶贫政策引导下的农户生计策略选择[J].农业经济,2019(10):77-78. doi:10.3969/j.issn.1001-6139.2019.10.033.WANG W. Farmer's livelihood strategy selection guided by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J]. Agricultural Economy,2019(10):77-78.doi:10.3969/j.issn.1001-6139.2019.10.033.
[22] 黄小勇.区域经济共生发展的界定与解构[J].华东经济管理,2014, 28(1): 153-159. doi:10.3969/j.issn.1007-5097.2014.01.031.HUANG X Y. Defini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symbiotic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J]. East China Economic Management,2014, 28(1): 153-159. doi:10.3969/j.issn.1007-5097. 2014.01.031.
[23] 肖海平,谷人旭,黄静波.湘粤赣“红三角”省际边界区旅游资源联动开发共生模式研究[J]. 世界地理研究, 2010, 19(3): 121-127.XIAO H P,GU R X,HUANG J B.On the combined developing mode of the Red Triangle Region's tourism resources[J].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10, 19(3): 121-127.
[24] 汪秀芬,董志成.基于共生理论的区域旅游扶贫村竞合分析——以新洲区11个旅游扶贫村为例[J].武汉商学院学报,2019,33(1):13-17. doi:10.16199/j.cnki.jwbu.2019.01.002.WANG X F, DONG Z C. Analysis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of regional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villages based on symbiosis theory—Taking 11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villages in Xinzhou District as examples[J]. Journal of Wuhan University of Commerce,2019, 33(1):13-17. doi:10.16199/j.cnki.jwbu.2019.01.002.
Optimization Model of Poverty Alleviation via Rural Tourism in Poor Mountainous Areas—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wo Villages in Guangdong Provi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