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Vol. 48文章信息
引用本文 |
基金项目
- 广东省重点领域研究计划项目（2019B020218004）；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2018A030313925）；广东省农业科技院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高水平农科院建设）-人才项目（R2018QD-092，R2020PY-JG013）
作者简介
- 李娟（1984—），女，博士，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人兽共患寄生虫防控技术，E-mail：lijuan413@126.com.
通讯作者
- 孙铭飞（1978—），男，博士，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畜禽重要寄生虫及寄生虫病学，E-mail：smf7810@126.com.
文章历史
- 收稿日期：2021-02-20
2. 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茂名分中心，广东 茂名 525000;
3. 广州海关技术中心，广东 广州 510400
2. Maoming Branch, Guangdong Laboratory for Lingnan Modern Agriculture, Maoming 525000, China;
3. Guangzhou Customs Technology Center, Guangzhou 510400, China
食源性寄生虫病是因生食或半生食含有感染期寄生虫的食物而感染的寄生虫病，包括食材中自然寄生（内源性）与食物污染（外源性）寄生虫病。食源性寄生虫（Foodborne Parasites, FBPs）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所忽视，主要因为它们复杂的生活史、传播途径，且对人体健康通常表现为慢性影响[1]。然而，通过使用多标准决策分析（Multicriteria Decision Analysis, MCDA）和疾病负担估计[2]，FBPs越来越被世界粮农组织（FA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认可为造成全球重大疾病负担的主要风险因素。2014年，FAO/WHO根据MCDA对FBPs进行全球风险排名，随后2015年公布由FBPs所造成的全球负担[3-4]。这些报告表明，食源性寄生虫的重要性愈发显著。根据2015年第三次全国寄生虫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寄生虫流行态势已发生较大变化，传统的重要寄生虫如疟原虫、血吸虫、利什曼原虫、丝虫、钩虫控制效果明显，而食源性寄生虫问题日益突出，公共卫生事件频发，且隐性感染增多，呈现新的流行特点[5]。
在FAO/WHO风险排名前7位的FBPs中，猪带绦虫、细粒棘球绦虫、弓形虫、隐孢子虫以及旋毛虫以家畜为主要宿主，主要通过被感染的肉类传播，隐孢子虫则主要通过被污染的水源传播。随着人口增加和消费趋势的变化（饮食中蛋白质增加），估计到2030年动物性食品的消费将达到3.76亿t。巨大的动物性食品消费需求，加上对动物福利的日益关注，促使农场管理一方面向密集型动物饲养方向转化，一方面向有机畜产品养殖模式转化[6-7]。密集型动物性产品的生产管理、加工销售以及全球化链条式供应增加了中间环节被食源性寄生虫污染的风险；而有机饲养模式使得传统管理中比较容易操作的防疫和隔离等措施因有机饲养或自由放养的生产需要而变得难以控制，从而导致食源性寄生虫感染的几率增大。除了摄入动物性食品，摄入生鲜蔬菜和水果被公认为是一种快速、容易和健康的营养来源。蔬果本身不含感染性寄生虫，然而，在种植、运输、加工过程中容易被寄生虫的虫卵或包囊、囊蚴、卵囊（如蛔虫、隐孢子虫、片形吸虫等）污染，使得这些蔬果成为感染性食物[8]。值得注意的是，与食源性病原体传播的有关途径复杂且难以定义，虽然食源性寄生虫从动物到人的“直接”途径只有一条，但食材感染或水源感染的途径有千万条，尤其是目前公众热衷于有机生鲜食材的消费理念，促使粪肥在有机农产品种植过程中使用增加，这些趋势给食源性寄生虫病的防控带来新的挑战。
1 食源性寄生虫传播加剧的原因 1.1 食品供应全球化食品供应全球化是促进食源性寄生虫广泛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食品供应全球化意味着，各式各样的生鲜、即食食品可以来自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食品的广泛分布在很大程度上由食品工业的变化促成，运输条件的改善，特别是冷链运输，是实现食品供应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当前食源性疾病的暴发不太可能受到地理限制，国际食源性疾病的暴发变得更加常见[9]。例如，美国反复暴发的环孢子虫病与进口的被污染的生鲜食品密切相关[10]。传统的食材储存方法如烟熏、发酵、风干、冷冻等可能对肉和鱼中的感染性寄生虫的生存产生不同影响，而其他更新的方法如高压、放射等对长途运输储存过程中感染期寄生虫的灭活具有不同效果。食品供应全球化的另一个影响是将新的病原体引入，由于临床医生相关知识储备不足，极易导致漏诊或误诊。例如，意大利出现越来越多派氏异尖线虫感染的病例与食用未煮熟的沙丁鱼相关[11]。更多的“外来”食源性寄生虫可能与食物供应全球化有关，包括颚口线虫病、裂头蚴病和鱼源性吸虫病等，这为诊断人员带来严峻挑战[12-14]。
1.2 烹调习惯改变及生鲜食物热衷度增加伴随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食物对于人们的意义由原来的饱腹过渡到现在的美食享受。饮食口味和风味日趋多元化，外出就餐次数增加，生食和半生食已然成为一种时尚，因此接触FBPs及其他不确定风险因子的可能性增加[15]。食用未煮熟、腌制或烟熏的鱼、肉和甲壳类动物易发生相应的寄生虫病，如云南喜食“生皮”容易感染带绦虫和旋毛虫，江浙喜食醉虾、醉蟹容易感染肺吸虫，广东喜食“鱼生”容易感染华支睾吸虫、次睾吸虫，生食螺肉容易感染广州管圆线虫，生食海鱼寿司、刺身容易感染异尖线虫，生食蛙蛇容易感染裂头蚴。在欧洲，西班牙异尖线虫感染率最高，这与当地人喜食醋腌凤尾鱼直接相关[1]。在我国，大排档、路边摊美食极其普遍，但因监管力度薄弱、从业人员资质不齐、食材来源复杂而成为食源性寄生虫传播的重要源头。有研究对宁波6年间确诊的36例儿童卫氏并殖吸虫病例进行分析，发现其中29例都有食用生鲜或烧烤溪蟹、淡水虾的经历[16]。
1.3 检测技术及监管措施不足目前寄生虫检测最常用的方法仍然是显微镜检查，这种检测方法对于虫荷量较高的中高度感染较易检出，但对于低剂量的感染则很容易发生漏检，且受操作人员人为因素影响较大。随着食物供应全球化进程，生鲜食材的流通环节增多，运输距离延长，中间过程被感染性虫卵污染的风险增加。携带或污染的寄生虫种类可能会超越常规的易感宿主界定范围，给临床检测带来困难。
食源性疾病监测是食品安全系统中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控制食源性疾病的先决条件之一是公共卫生监测，一旦疫情暴发即可第一时间触发预警信号。目前针对一些FBPs（如旋毛虫和带绦虫）已有欧盟监管条例，但大多数的FBPs仍没有系统的监管措施，并且存在实质性的差距。例如弓形虫，没有国家或监管机构要求针对该病原进行肉类检查，主要是由于弓形虫感染普遍存在，而且屠宰场缺乏简单、有效的检测技术。因此，弓形虫在肉制品中发生的程度基本上是未知的[7]。我国《肉品卫生检验试行规程》中仅规定了旋毛虫、猪囊尾蚴和肉孢子虫是肉品检疫虫种，水产品卫生标准GB10136-2005也仅对腌制生食动物性水产品规定为“寄生虫囊蚴不得检出”，涉及种类非常有限。因此，对现行的法规、标准进行相应补充或修订，建立健全食源性寄生虫检测、监管体系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2 常见的食源性寄生虫及其流行新特点 2.1 肉源性寄生虫2.1.1 旋毛虫（Trichinella spiralis） 旋毛虫具有广泛的宿主谱，可寄生于猪、狗、牛、羊、鼠等120多种哺乳动物体内，成虫和幼虫分别寄生于同一宿主的小肠和肌肉细胞内，人多因生食或半生食含有感染性幼虫包囊的猪肉或其他动物肉类及其制品而感染。旋毛虫病呈世界性分布，流行最为严重的为巴尔干地区、俄罗斯、波罗的海地区、中国以及阿根廷，全球大约1 100万人感染[17]。郑德福等[18]对1964—2011年中国大陆地区的旋毛虫病进行统计，发现旋毛虫病在我国大陆15个省、市、自治区121个市县暴发或散发达600余次，发病38 797人，死亡336人。在我国，曾经95% 的病例由食入感染的猪肉引发，随着猪肉检疫和防控措施的推进，近些年旋毛虫通过食用猪肉感染的几率明显下降。王琳等[19]于2019年在广东、山东、云南等省份的15个大型、中小型生猪屠宰场开展旋毛虫调查，发现采样地区所有膈肌样品均为旋毛虫阴性，采样地区血清样品的旋毛虫抗体阳性率为1.97%。虽然猪肉可能不再是旋毛虫病的最大风险，但非猪肉肉类消费增加尤其是野生动物肉类可能导致这种感染的重新出现或者暴发[20]。在我国，狗和野味作为人的旋毛虫病感染来源可能越来越重要，据报道，2000—2003年间，中国报道的旋毛虫病暴发中有10% 以上与食用被感染的狗肉有关[21]。这些疫情的发生通常都是小规模散发，因此受媒体和公众关注度较小。尽管欧洲立法已经提到了对猪以外包括马、野猪、熊、疣鼠、鳄鱼、鸟类及其他食肉哺乳动物（包括海洋哺乳动物）开展旋毛虫检测[1]，但事实上这些动物被个人猎杀的可能性更大，这使得检测形同虚设。
2.1.2 带绦虫（Taenia spp.） 对人体致病的带绦虫主要是猪带绦虫、牛带绦虫和亚洲带绦虫。人因食入寄生带绦虫囊尾蚴的肉品而感染，主要表现为消化道症状。同时，还可因误食猪带绦虫虫卵而引起囊尾蚴病。带绦虫在全世界分布广泛，但感染率一般较低，主要流行于欧洲、中美及东南亚等国。我国带绦虫的流行曾经较为普遍，涉及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在猪带绦虫病严重的流行区，居民喜食生的或未煮熟的猪肉，如生片火锅、过桥米线等。黎学铭等[22]对广西有生食肉类习惯地区的人群进行调查，发现带绦虫病及猪囊尾蚴病主要呈片状分布于北部的融水县（43.3%，2.1%）、中部的宾阳县（2.1%，1.6%）和西部的田林县（1.0%，1.1%）。由于藏区居民有喜食生牛肉的习惯，牛带绦虫在西藏的感染率较高（9.25%），占全国带绦虫感染人口总数的94.69%[23]。近年来，猪带绦虫的感染率有所下降，王尚位等[24]在大理市开展带绦虫病病史调查和粪检查病，研究发现2016—2019年4年间带绦虫感染率依次为2.94%、2.26%、0.93% 和0.33%，逐年下降。
2.1.3 弓形虫（Toxoplasma gondii） 弓形虫属于机会性致病寄生原虫，其生活史复杂，分布广泛，可感染几乎所有温血动物的有核细胞。弓形虫生活史中的包囊（内含缓殖子）、假包囊（含速殖子）、滋养体和卵囊等发育阶段均可感染人体，人体主要通过食入含有上述各个发育阶段的动物肉制品及蛋奶制品而受到感染。弓形虫是引起孕妇流产以及艾滋病患者死亡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艾滋病患者的弓形虫感染率高达30%~40%。该病呈世界范围广泛分布，全球约有10亿~20亿人可能感染弓形虫，感染率较高的有古巴、英国、法国、东非和巴西等地区，在非洲部分高度流行的地区，某些人群的血清流行率可高达近90%，而在一些欧洲人群感染率达60%[25]。我国各省区均有人体感染弓形虫的报道，健康人群弓形虫感染血清阳性率为12.5%，免疫缺陷患者和癌症患者弓形虫感染血清阳性率高，其中癌症患者的弓形虫感染率为24%~79%[26]。刘道华等[27]对芜湖市特殊人群（孕妇、家庭养猫/犬者、畜产品加工人员、肿瘤病人、HIV/AIDS患者等5类人群）的弓形虫感染现状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弓形虫阳性率为11.07%，其中IgM阳性率为0.83%，IgG阳性率为10.24%。同时，易感因素调查发现，弓形虫感染与经常吃火锅、烧烤、生熟砧板不分等因素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关联。吴志辉等[28]对2017— 2018年福建地区出生的1 045例新生儿开展刚地弓形虫感染血清学阳性率调查，结果显示早产儿及其母亲的弓形虫感染血清学阳性率（18.35%，20.93%）显著高于足月儿及其母亲（4.10%，11.55%）。
2.2 鱼源性寄生虫2.2.1 后睾科（Opisthorchiidae）吸虫 华支睾吸虫、猫后睾吸虫、麝猫后睾吸虫是后睾科吸虫中重要的3种食源性寄生虫，因其感染后主要寄生于肝胆管又称为肝吸虫，全球至少有6.8亿人因食用生的或部分煮熟的淡水鱼类而面临感染肝吸虫的风险[29]。这类吸虫感染阶段囊蚴寄生于淡水鱼、虾体内，在肌肉及鱼头部位积累最多。人因吃生鱼片、鱼生粥、烤鱼片、烟熏鱼、醉虾等感染，引起以肝胆管疾患为主的吸虫病[30]。全世界约有3 500万人感染华支睾吸虫，主要分布于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越南北部以及俄罗斯的远东地区等。我国受感染人数约1 249万，流行比较严重的有广东、广西、黑龙江、辽宁、吉林等省区。目前在欧洲和亚洲估计有4 500万人感染肝吸虫，在中国约3 500万人感染华支睾吸虫，在东南亚约1 000万人感染麝猫后睾吸虫，在东欧及俄罗斯约120万人感染猫后睾吸虫，这些肝吸虫已被证实是诱发胆管癌的主要病原。肝吸虫的防控难度较大，因为除了人之外，有89种食鱼哺乳动物也是确定的终末宿主，即使采取措施防止人粪污染鱼塘，肝吸虫的生活史依然可以保障。
广东居民有喜食“鱼生”的特殊饮食习惯，肝吸虫病是广东重点防控的食源性寄生虫病之一。蒋东贤等[31]对深圳市门诊患者食源性寄生虫病感染调查发现，华支睾吸虫的血清阳性率为11.40%。温晓晴等[32]对韶关市区淡水鱼虾感染肝吸虫囊蚴情况进行调查，发现肝吸虫囊蚴检出率为29.55%，淡水鱼检出率（1.78%）低于淡水虾（58.70%），市售淡水鱼/虾的检出率（39.96%）高于野生的淡水鱼/虾（2.20%）。同批调查显示，101人有生食鱼虾史，占25.77%，有生食鱼虾意愿人群占30.87%。关博宇等[33]对江门市市售食品食源性寄生虫污染状况调查发现，市售淡水鱼华支睾吸虫感染率为5.98%，鲩鱼检出率最高达7.85%。陈喆等[34]对江西信丰县有生食或半生食淡水鱼习惯的5个镇26个村的村民开展华支睾吸虫感染基本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华支睾吸虫感染率为21.6%，其中19.5% 的人群有食“鱼生”史。商人、公职人员食“鱼生”行为的发生概率是农民的1.939倍，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食源性寄生虫病正逐渐从农村转向城市，从低学历、低收入人群转向高学历、高收入人群。
2.2.2 异尖线虫（Anisakis spp.） 异尖线虫主要寄生在海洋动物中，属于海洋自然疫源性疾病病原，人多因食入海鱼或海产软体动物体内的异尖线虫幼虫而感染，引起人兽共患异尖线虫病。通常第Ⅲ期幼虫感染多见，偶有第Ⅳ期幼虫感染病例的报道。随着异尖线虫对海鱼感染率的升高和食生鲜鱼肉（寿司、刺身）的饮食时尚兴起，目前全球感染病例呈上升趋势，成为威胁公共健康的疾病之一[35]。异尖线虫病的地区发病差异与海鱼种类分布有关，如日本和关东一带沿海主要是鲐鱼、远东拟沙丁鱼和日本竹荚鱼等，北海道地区主要是鳕鱼、远东多线鱼和鲑鱼等，美国主要是鲑鱼，西欧主要是无须鳕、太平洋鲱、远东拟沙丁鱼和太平洋鳕鱼等，西班牙主要以鯷鱼为主。异尖线虫是我国禁止入境的二类寄生虫。近年来我国检验检疫部门多次从日本、韩国等地输入的海鱼中截获异尖线虫。Chen等[36]对我国舟山渔场重要海洋鱼类星鳗调查研究发现，其异尖线虫感染率高达100%，东海和黄海来源的30种鱼和两种软体动物发现带幼虫率为84%。我国目前虽然尚无异尖线虫病例报道，但在多地销售海鱼体内检出异尖线虫幼虫的数据表明，我国居民依然受到异尖线虫感染的威胁。魏卓超等[37]对鞍山市四区三县市售海鱼样本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异尖线虫检出率为46.7%，鱼总感染率为52.2%，平均感染度为5.99条/尾。其中鳘鱼感染率最高（达100%），其次为鲐鲅鱼（75%、小黄鱼（64.4%）、带鱼（50.8%）、蓝点马鲛（16.7%）、秋刀鱼（1%）。
2.3 螺源性寄生虫广州管圆线虫（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是常见的螺源性寄生虫，感染人体后，虫体不能发育至成虫，多以幼虫移行引起的嗜酸性粒细胞增多性脑膜炎或脑膜脑炎为主要症状。人多因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广州管圆线虫Ⅲ期幼虫的中间宿主（褐云玛瑙螺、福寿螺、铜锈环棱螺、中华圆田螺和各种蜗牛及蛞蝓等）或转续宿主（鱼、蛙、蛇及鸟禽类）而感染，严重感染可危及生命，已报道病例2 900余例，其中75% 的病例发生在泰国、中国大陆及中国台湾[38-39]。广州管圆线虫在我国分布较广，福建、江西、浙江、湖南、广东、广西和海南等7个省（自治区）均存在广州管圆线虫自然疫源地。伴随人们饮食习惯的变化，我国感染广州管圆线虫的病例从1996年报道的4例上升至2005年的100多例。2006年北京的“福寿螺事件”更是出现了短期大范围感染。福寿螺和褐云玛瑙螺是目前导致人体感染最多的中间宿主，特别是福寿螺自从20世纪70年代作为外来物种侵入我国后，已在我国南方地区迅速扩散蔓延，现已成为我国首批公布危害极大的的外来入侵生物之一。闫琳等[40]对我国南方部分地区螺中广州管圆线虫的感染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螺中广州管圆线虫的平均感染率为9.62%（146/1517），其中褐云玛瑙螺的感染率最高（16.78%），福寿螺次之（13.91%），环棱螺和圆田螺中的感染率较低（6%）。同时发现，自然环境采集的螺感染率为22.28%，流通环节和餐饮环节采集的螺感染率分别为8.11% 和6.19%，可见生食螺肉存在较大的潜在感染风险。
2.4 淡水甲壳动物源性寄生虫并殖吸虫（Paragonimus spp.）是常见的淡水甲壳动物源性寄生虫，其成虫主要寄生在宿主肺脏，引起胸痛、气急、咳嗽，严重者还可引起脓胸或脓气胸、胸腔积液等症状，因此又称肺吸虫。其第二中间宿主为淡水蟹或蝲蛄，人多因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囊蚴的淡水蟹或蝲蛄而感染。此外，囊蚴脱入水中，漂浮于水面或沉于水底，饮用生水也可致并殖吸虫感染。野猪、猪、兔、大鼠、鸡、棘腹蛙、鸟等多种动物可作为卫氏并殖吸虫的转续宿主，如生食或半生食这些转续宿主的肉，也有发生感染的可能[41-42]。该病呈世界广泛流行，主要分布在亚洲、非洲、美洲，在我国先后有27个省、市、自治区发现该病例[43]。据第三次寄生虫调查数据显示[5]，全国居民并殖吸虫感染率为1.70%，广东省亦属于该病的高发区域。赵太平等[44]对广州北部山区淡水螺、溪蟹感染并殖吸虫尾蚴、囊蚴的情况进行调查，发现从化区良口镇螺蛳感染率为0.32%，溪蟹囊蚴感染率为100%，吕田镇螺蛳感染率为0.32%，溪蟹感染率为36.73%，龙门县南昆山螺感染率为0.15%，蟹囊蚴感染率为100%；良口镇、南昆山为卫氏并殖吸虫超高度疫源地（Ⅰ级），吕田镇为斯氏狸殖吸虫中度疫源地（Ⅲ级），该疫源地处于从化和广州主要饮用水源的流溪河源头，具有导致流溪河流域人群卫氏并殖吸虫感染的潜在危险。
2.5 两栖爬行动物源性寄生虫曼氏迭宫绦虫（Spirometra mansoni）是常见的两栖爬行动物源性寄生虫，其成虫和幼虫均可在人体内寄生，尤其以幼虫迁移并寄生于皮下、眼睛、口腔、内脏、脑和脊髓等组织器官中引起裂头蚴病更为常见且危害重大[45]。曼氏迭宫绦虫生活史复杂，成虫常见于猫、犬等肉食动物体内，第一中间宿主剑水蚤被第二中间宿主蝌蚪吞食，在蛙的体内发育成裂头蚴。受感染的蛙被蛇、鸟等非正常宿主吞食，裂头蚴不能在其体内发育为成虫，而是穿出肠壁，移行到腹腔、肌肉及皮下等处继续生存，成为转续宿主。人多因食入或皮肤接触含有裂头蚴的蛙、蛇而感染。世界上有超过2 000多例病例报道，主要流行于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南美、欧洲和非洲出现零星病例[46]。在我国，裂头蚴病在27个省区均有报道，尤其南方有生食蛇胆习俗的地区，裂头蚴感染较为严重。Hong等[47]调查发现，广州农产品市场销售的野蛙的裂头蚴感染率较高，同时广东地区的猫和狗的感染也很严重，加之特殊的饮食习惯，使得该地区的裂头蚴感染风险指数较高。
2.6 植物源性寄生虫片形吸虫（Fasciolopsis spp.）是常见的植物源性寄生虫，寄生于人或家畜肝脏、胆管，引起片形吸虫病。肝片吸虫（F. hepatica）、大片吸虫（F. gigantica）、布氏姜片吸虫（F. buski）较为常见，主要侵袭牛（包括黄牛、水牛、奶牛、牦牛、犏牛）、羊（包括绵羊、山羊），在某些地区的马、骡、驴、骆驼、猪、犬、猫、鹿和兔以及其他野生动物中亦有发现。片形吸虫感染性阶段囊蚴可附着在荸荠、菱角、茭白和水芹等水生植物上，人多因食入带囊蚴的水生植物或饮用含囊蚴的河水而发生感染，多为散发[48]。该病主要分布在亚洲的温带和亚热带地区[49]，在亚洲有超过1 000万人感染，其中柬埔寨人群感染率为0.04%，孟加拉国为8.6%~50%，我国台湾为25%~61%，而我国部分地区则高达85%。我国多呈区域性流行，南方地区人们喜食凉拌菜，感染风险较高。2012年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地区暴发人体片形吸虫病公共卫生事件，26位病人以持续发热和肝损伤为主要临床表现。对宾川地区牛羊片形吸虫感染情况调查发现，该地区肝片形吸虫及大片形吸虫混合感染严重，与引起人致病的片性吸虫种类相同[50]。同时，疾病暴发的危险因素调查发现，每周吃凉拌菜3次以上、食凉拌莴笋和购买凉拌菜是患病的主要风险因素[51]。
2.7 水源性寄生虫隐孢子虫（Cryptosporidium spp.）是一种常见的水源性寄生虫病原，其卵囊随粪便排出体外后，可在水体中存活数月，水源性传播目前也是隐孢子虫病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随着社会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畜禽及动物与人类的接触愈发密切，经由感染者排出的隐孢子虫卵囊污染饮用水或娱乐场所水源所引起的相互传播感染，无论对于免疫缺陷个体还是正常个体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52]。2010年由隐孢子虫感染造成的食源性疾病高达860万例，3 759人死亡，296 156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s, DALYs）[53]。国外曾多次发生因饮用水污染造成大量人群集体感染的事件，如1993年美国威斯康辛州东南部港口城市密尔沃基暴发40万人因饮用水污染导致隐孢子虫感染的急性事件，造成4 000余人就医，60余人死亡。世界上每年都有因野鸟粪便污染游泳池水而致儿童隐孢子虫病感染暴发流行的事件。Feng等[54]对上海住院病人调查发现，火鸡隐孢子虫（C. meleagrids）感染率为21.4%。同时，Li等[55]在上海市城市污水中检测到C. meleagrids与C. baileyi和Eimeria spp同时存在，推测C. meleagrids可能来源于养禽废水。
隐孢子虫主要经水传播，但随着检测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隐孢子虫经由被污染的沙拉和其他生鲜农产品传播逐渐成为感染主要来源。伴随消费观念的转变，即食沙拉果蔬的受欢迎程度增加，人均沙拉消费量普遍上升，国际贸易和冷链运输使得生鲜农产品消费不再受地域限制。这些便利条件为隐孢子虫的传播打开门户，2005—2015年期间由隐孢子虫感染引起的食源性暴发病例数量增加了50%[53]。
3 食源性寄生虫的防控策略 3.1 加强食源性寄生虫病原常规检测、快速检测、溯源技术研究目前食物寄生虫例行检查的方法主要是镜检肉眼观察，耗时且漏检率高，因此需要加强标准化、高通量检测技术的研究。对于生鲜食材流通环节则更应该开发新型的快速、便捷检测技术以保证食材流通渠道的实时监测、监管。鉴于食源性寄生虫的全球化传播速度加快，开发具有地域特征的溯源标记亦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溯源技术的突破对于新发病的诊断、追踪具有重要意义。
3.2 建立完善的监测、预警信息网络构筑大数据监测体系和防控网络对食源性疾病的预警、溯源及防治具有重要意义。目前，WHO已建立全球食源性传染病网络（GFN），旨在对网络成员提供数据、证据，使其迅速决策、反应。美国食源性疾病疫情监测报告系统规定，必须报告的食源性寄生虫有隐孢子虫、环孢子虫、旋毛虫和蓝氏贾第鞭毛虫；还建立了食源性疾病主动监测系统（FoodNet），定期汇报食源性疾病的流行趋势、追踪国家食品安全法规的运行效果[7, 56-57]。2001年我国开始建立“国家食源性疾病监测网络”，2010年全面启动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但对于监测种类十分有限，需要进一步完善与加强。系统开展食源性寄生虫流行病学调查，实现连续主动监测，通过云数据平台构建以实时监测报告系统、暴发预警系统和溯源追踪系统为主体的新型防控体系应当成为保障消费者食品安全的有效措施。
3.3 加强健康宣教力度，完善管理体制食源性寄生虫主要经口感染，其传播和流行与人们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通过卫生宣教提高公众的防护意识，改变不良饮食习惯对于防控食源性寄生虫病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相关法规与标准，加强监管组织建设和各部门的协调与沟通，在畜牧业生产、食品加工和餐饮业严格实行食品安全保障链条式管理也应成为食源性寄生虫源头防控的关键。
4 展望伴随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食源性寄生虫病的流行特点和发展趋势也发生显著变化。面对多元化的流行特点，防控任务更加艰巨，应当进一步加强食源性寄生虫病防控健康教育，提高公众防护意识；减少野生动物消费及接触；加强政府部门对市场的监管，建立健全食品供应全链条监测、预警网络；加强快速新型检测技术、溯源以及传播阻断技术的研发，从源头上控制风险；加速新型疫苗和药物的研制。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One World, One Health（一个世界，共享健康）”理念呼吁人们应当从更宽广的视角综合考量地球生命共同体中各种自然及人类社会因素，思考病原、环境、生物多样性与人体健康间的关系，跨国界、跨领域联合多方力量共同构筑食源性寄生虫防控体系，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保障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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