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猪肉作为我国城乡居民“菜篮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生猪供给严重不足，居民的猪肉需求处于凭“猪肉票”定量消费阶段，到1978年全国生猪存栏3亿头，能繁母猪存栏2 415万头，出栏量1.61亿头，猪肉产量789万t，但年人均猪肉仅有8.2 kg^[1]。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猪业实现突飞猛进的发展^[2-3]。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2020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分别为19 kg和17 kg，比1956年分别增长1.2倍和3.9倍。如今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猪养殖国和猪肉消费国。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2020年我国生猪出栏量占世界生猪出栏量的44.92%，生猪存栏量占比47.44%，猪肉产量占比38.83%；同年，世界猪肉消费量9 745.5万t，我国猪肉消费量4 270万t，占世界猪肉消费量的43.81%。

广东省是最早实行改革开放的省份之一，其不仅畜禽资源丰富，生猪产业在全国也一直居于前列^[4-6]。《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1999年以来广东生猪出栏量位列全国前8名，2020年出栏头数达到2 537.36万头，但自给率仅50% 左右。2022年广东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生猪家禽产业转型升级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全省猪肉产量保持在245万t以上，生猪出栏量保持在3 300万头以上、自给率保持在70% 以上。当前，我国养猪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面临由猪粪污染、养殖业脱节、城市化引致土地资源短缺、饲料原料对外部资源高度依赖等造成的压力^[7-9]。特别是非洲猪瘟暴发^[10]后，传统的生猪生产、转运等模式都可能导致疫病传播^[11-12]。Yan等^[8]基于地理信息对我国各省生猪生产与发展优势进行综合比较研究，认为广东是生猪生产关键省份之一。如何调整、转变升级生猪生产模式，提高生猪产量是广东还需解决的问题。本文统计广东自1978年以来的生猪生产数据，深入分析广东及各地市生猪产业的变化和当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明确广东生猪产业发展方向提供参考。

1　广东生猪产业发展历史演变 1.1　生猪养殖规模从快速增长到趋于平稳

根据《广东农村统计年鉴》数据，新中国成立之初广东生猪年出栏量196.73万头，猪肉产量仅8.09万t。改革开放后，1978年广东生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分别为942.7万头和48.09万t，发展至2000年生猪出栏量达到近3 000万头（2 954.98万），猪肉产量也超过200万t（206.85万t），比1978年分别增长213% 和330%（图 1）。能繁母猪在2007年前保有量在150万头左右，2007年开始因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经济增长方式发生转变，大量资本进入养殖业，生猪养殖业空前壮大，能繁母猪从2006年的152.15万头，增长至2007年的227.34万头，增幅达49.42% 到2018年，广东生猪出栏量、能繁母猪存栏和猪肉产量分别维持在3 600万头、220万头和360万t左右。2018年因非洲猪瘟传入广东，生猪产能明显降低。

1.2　生猪生产效率大幅提高

1978—2020年广东年末生猪存栏量均超过1 700万头（2019年除外），但在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0年）生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明显低于其他年份，如1978年的年末生猪存栏量为1 777.39万头，1980年生猪出栏仅1 026.1万头；2019年因受非洲猪瘟的影响年末生猪存栏量仅有1 333.79万头，2020年生猪出栏量达2 537.36万头（图 1），表明改革开放早期生猪存活率低、生长速率慢。1980年前，我国母猪品种主要是地方猪品种、占比80% 以上^[1]，地方品种生长速度慢、产肉量低，且该时期几乎是家庭农户养殖，主要通过青饲料和生活下脚料喂养生猪。至2005年，生产效率高的外国猪品种及其杂交母猪养殖比例逐年增加、占全部母猪的70%~80%^[1]，杂交品种逐渐成为主流养殖品种，加上人工配合饲料得到大力推广（图 2），使得生产效率大幅提高。

1.3　广东生猪产量占全国比重呈下降趋势

广东省是养猪大省，一直以来生猪产量均位居全国前列。《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初年全国生猪出栏量1.61亿头、猪肉产量789万t，到2014年生猪出栏量达7.5亿头、猪肉产量达5.8亿t，生猪产能达到顶峰（图 3）。近10年，除受非洲猪瘟影响的年份外，生猪出栏量基本维持在7亿头以上。整体来看，广东和全国的生猪产能均呈增长趋势，但2000年后广东生猪产能增长速率放缓，生猪出栏量占比从2000年3.92% 逐渐降至2019年的2.45%，猪肉产量占比从2005年的5.63% 逐渐降至2020年的4.68%（图 3）。

1.4　生猪产能重心从珠三角地区向粤西转移

从区域划分情况（图 4、图 5）来看，2016年之前，广东生猪出栏量、年末生猪存栏量和猪肉产量均以珠三角地区最高、粤东最低。珠三角地区自2005年生猪出栏量达到1 639.88万头高峰后产能逐年降低，至2018年降至1 071.4万头；受非洲猪瘟影响后，2020年更锐减至555.38万头，相比2005年降低66.13%。相反，粤西地区的生猪养殖量逐年增加，自2017年起生猪产能超越珠三角地区。由于生猪产能主要向粤西转移，2006年起粤西成为全省养殖密度最高的地区，2018年该地区年出栏生猪414头/km²；粤北地区养殖密度最低、为100多头/km²。粤北地区的生猪生产虽呈现波动，但总体呈增长趋势，生猪出栏量从1999年的652.32万头增长到2018年的1 004.6万头，增长54%。生猪产能向粤北和粤西地区转移，主要是因为该区域多属于森林覆盖面积大、山地多、平原和城市覆盖面积少的地区，适合生猪产业发展^[13]。

1.5　生猪养殖走向产业化、规模化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生猪养殖作为家庭农户的主要增收渠道，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养殖积极性。《广东农村统计年鉴》数据显示，直到2001年饲养规模小于50头的散户仍为广东提供了近一半（46.81%）的生猪。这段时期养殖户数量巨大，养殖量普遍偏小，养殖场地没有合理规划，生猪引进和销售监管不足。“小、散、乱”的现象导致养殖效率低、饲养成本高、收益低、食品安全问题以及环境污染严重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庭农户生猪养殖的比重逐渐降低，规模化养殖得到发展。由表 1、表 2可见，2008年饲养规模为1~49头的场（户）有137.4万户，为全省提供了777.40万头生猪，占全年的18.92%。至2019年，饲养规模为1~49头的场（户）已大幅降至12.5万户，比2008年减少90.91%；2019年饲养规模为1~49头的场（户）为全省提供288.99万头生猪，占全年的9.93%。相反，规模化养殖场的数量和生猪生产比重逐步提高，饲养规模5万头的养殖场生猪出栏量占比由2001的0.84% 增长到2019年的3.11%。

2　广东生猪产业面临的问题 2.1　生猪产业用地难

生猪养殖受地理因素、土地资源、城镇化率和养殖技术等因素的影响^[14]。通常综合考虑基本农田避让、养殖污染治理和动物疫病防控等需要，生猪养殖场建设大多使用荒地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等。随着近20年来生猪规模养殖的快速发展，生猪养殖用地需求旺盛，低山荒坡不足，“用地难”成为生猪养殖业所面临的困境之一。2018年因非洲猪瘟暴发，全国生猪产能大幅下滑，生猪价格创历史新高。为实现猪肉稳产保供，国务院各有关部门集中出台一系列利好政策支持生猪生产加快恢复，特别是在生猪养殖用地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关于保障生猪养殖用地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等规定，生猪养殖用地属于设施农业用地，按农用地管理，允许使用一般耕地和林地。2019年广东印发《关于乡村振兴用地政策的补充意见（试行）》，指出生猪养殖用地作为设施农用地，在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前提下，允许生猪养殖用地使用一般耕地。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因生猪养殖用地并未得到明确规划，加上环保等因素，导致找地难、用地贵等问题依然存在。

2.2　生猪产业环保压力加大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突出了我国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畜禽养殖无疑会对环境造成一定危害^[15]。为应对畜禽养殖对环境的污染，2001年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现环境保护部）颁布《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2010年环境保护部发布《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2013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明确以综合利用作为解决畜禽养殖废弃物污染问题的根本途径；2014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对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定点屠宰企业等的选址、建设和管理作出明确规定。

从广东各区域生猪生产量的变化可以看出，为降低生猪养殖对生活环境的污染，生猪养殖正从经济发展快速、城市化程度高的珠三角向山区覆盖率高的粤西等区域转移。环境治理方面，广东于2009年制定第一部《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之后相继印发《关于加强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促进生态健康发展的意见》（2010年）、《广东省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十二五”规划》（2011年）、《广东省农村环境保护行动计划（2011—2013）》、《广东省畜禽养殖水污染防治方案》（2017年）和《广东省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方案》（2017年）、《广东省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考核办法（试行）》（2018年），以提升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进生产发展和环境保护。养殖业的环保政策持续收紧，一方面清理了大量环保不达标的养殖场，另一方面提高了生猪生产的进入门槛，降低了养殖户的积极性。

2.3　疫病持续影响生猪产业的发展

2018年8月我国首例非洲猪瘟在辽宁省出现，12月传入广东省，广东首例非洲猪瘟有22头、其中死亡11头。至2019年，广东能繁母猪数为131.01万头，相比非洲猪瘟暴发前的2017年（229.43万头）下降43%；养殖户数量也从2017年的46万户减少到12.5万户，减少67%。非洲猪瘟的暴发对广东乃至全国的生猪产业造成了严重冲击。此外，2006年至今我国经历了4轮猪周期^[16]，几乎每一轮猪周期都伴随疫病暴发，2007年猪蓝耳病^[17]、2009年甲型H1N1猪流感^[18]、2010年猪流行性腹泻^[19]、2012年猪伪狂犬病^[20]，2016年猪急性腹泻综合征冠状病毒病在广东清远暴发，造成近2.5万头仔猪死亡^[21]。疫病暴发对生猪产业造成巨大损失，而且很多疫病（如猪流感、流行性腹泻）目前仍无有效疫苗。疫病得不到清除，病菌种类越来越多，对生猪疫病防控带来极大压力。

2.4　生猪养殖成本高

生猪养殖成本包括饲料、场地、设备、人工成本等。其中，饲料成本占总成本的50% 以上，近几年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饲料价格持续上涨。2018年12月至2021年12月期间，玉米价格从3.66元/kg涨至5.12元/kg，涨幅达39.89%；豆粕价格从5.78元/kg涨至6.68元/kg，涨幅达15.57%。随着国家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养殖场需要投入更多成本处理猪场废弃物，大量小规模的养殖户因没有足够能力处理猪场废弃物而退出市场。疫病频发对生猪养殖也造成巨大的成本压力，特别是非洲猪瘟暴发以来，养殖场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疫病防控设施的建设。从养殖场建设用地来看，2019年9月1日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表明，生猪养殖使用一般耕地可能被征收耕地占用税，使用林地也需要按每667 m² 3~20元的标准征收植被恢复费。从人工成本来看，随着猪场规模化和养殖设备科技化，生猪养殖场对年轻、学历高的人员需求越来越大，人员招聘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工成本。

3　广东生猪产业发展对策 3.1　加强重大疫病防控，打造安全生产环境

加强疫病防控是生猪养殖中最重要的一环，要做好传染源的防控，各场户应严格把关进场的人、物、车、料等，从源头控制病原进入；做好猪舍及养殖场的日常消毒杀菌工作，定期对水和场内环境进行检疫；做好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严防病原扩散；及时做好免疫接种和诊断治疗，打造健康猪群；提高人员防疫意识，打造安全生产环境；建立健全疫情监管和反应机制，在严格监管的前提下具备快速应对疫情的能力。

3.2　加强养殖设备改造，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安全

集约化、规模化、工厂化、自动化是养猪业的发展趋势，现代化设施水平程度越高，养殖效益越高^[22-23]。打造现代化的栏舍（如楼房猪场），一方面可以阻挡疫病进入，起到强化疫病防控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为生猪提供舒适的生长环境，并提高土地利用率；改造生产设备，发展机械化、自动化设备，可在摊销人工成本的同时提高生产效率；推广集成传感器、控制器、饲喂设备等在生产中使用，可实现精准饲喂，减少饲料浪费，降低生产成本；互联网等通信技术的发展及应用，可实现信息化、智能化管理和远程管理控制。

3.3　合理规划生猪养殖，推进生态化养殖

2016年，为贯彻落实《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和《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环境保护部和农业农村部制定了《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明确生猪禁养区。同年，《全国生猪产业规划（2016—2020年）》将南方水网地区划入约束发展区，广东作为南方水网地区11个省市之一。在多项环保政策下，广东珠三角地区的生猪生产已逐步减少。为保障、稳定广东生猪生产规模，一方面要将生猪养殖适度转移到粤北等地区；另一方面要发展治污减排技术，加强粪污无害化处理，推动有机肥生产利用。

3.4　优化政策，提高养殖户养殖意愿

（1）综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和《关于生猪养殖用地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法律法规，畜禽养殖用地属于设施农业用地，归属于农用地。但因没有明确畜禽养殖用地是农用地，生猪养殖用地没有直接划入国土规划中，导致出现“用地难”的问题，建议明确生猪养殖用地为农用地，按农用地管理。（2）近年来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关于乡村振兴用地政策的补充意见（试行）》《关于加强和改进设施农业用地管理的通知》等，释放设施农业用地使用便利信号，但这些政策的有效期只有3~5年，为长期养殖带来不确定因素，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养殖户的信心，建议将生猪养殖政策长期固定下来。（3）如果生猪养殖用地为林地，需要征收林地植被占用费，将加重养殖户负担，建议减免林地植被占用费等费用，切实降低养殖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