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数十年间，水产产业是世界农业发展最快的领域，水产品已经成为世界众多人口摄取营养和动物性蛋白的一个重要来源。大力发展水产养殖，可以有效解决捕捞渔业带来的水产品供不应求问题，缓解自然资源供给压力、保障水生物多样性，此外，水产养殖更能节省饲料粮，排放废物与温室气体相对陆生动物更少，整体而言更为环保^[1-2]。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树立“大食物观”，向江河湖海要食物，提高水产品供给能力是保障国家和区域食物供给安全、满足人民群众对食物多样性消费需求的战略性举措。同时，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施海洋强国、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战略的背景下，随着城乡居民对优质安全水产品和优美水域生态环境的需求日益增长，水产品由过去的区域性、季节性消费转为全民消费、常年消费，渔业文化、休闲体验等消费已经成为乡村产业新的增长点，为水产产业发展创造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作为国内最具发展潜力的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在技术变革、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3]，在农产品供给、农业科技人才建设、农业资源环境养护、绿色安全食品保障等方面形成了协同发展新模式^[4]。我国水产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后得到高速发展，大湾区依托“海湾”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水产经济成为了该区农村经济中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大湾区内地九市作为广东省水产养殖尤其是淡水养殖的产业集聚优势区，水产产业链条完整，水产种苗业、水产品加工流通业较为发达，对保障优质水产品供应、促进农业增效、形成区域农业优势产业、推动乡村振兴等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同时，大湾区水产产业存在育种技术不足、生产现代化水平不高、资源和环境约束大、精深加工少、产品溯源有待加强、产业融合程度不高等问题亟待解决。本研究通过分析大湾区内地九市水产产业发展状况及时空布局变迁情况，针对该区水产产业存在的问题，研判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促进该区水产产业现代化、绿色化、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措施建议，以期为大湾区都市型现代农业转型升级提供思路和样板。

1　大湾区水产产业发展现状及布局变迁 1.1　水产产业发展现状

1.1.1 淡水养殖占比重大，养殖方式和养殖品类丰富　如表 1所示，2021年广东省水产总产值2 689.74亿元，其中大湾区内地九市水产产值合计1 333.66亿元、占全省的49.58%；广东省水产总产量875.95万t，大湾区内地九市水产产量合计370.35万t、占全省的42.28%。广东省淡水养殖面积和产量分别为30.99万hm²和420.57万t，大湾区内地九市淡水养殖面积和产量分别为17.57万hm²和288.44万t、分别占全省的56.70% 和68.58%；大湾区内地九市拥有全省50% 以上的淡水养殖面积，是广东池塘养殖的主要区域，淡水养殖平均每667 m²产量1.09 t，比全省均值高21%。广东省海水养殖面积和产量分别为16.57万hm²和336.24万t，平均每667 m²产量1.35 t；大湾区只有广州、深圳、珠海、惠州、江门5市存在海水养殖产业，养殖面积合计3.76万hm²、产量51.17万t，平均每667 m²产量0.91 t，低于全省平均水平^[5]。

大湾区水资源丰富，水产养殖方式多样化，水产苗种业发达。淡水养殖包括池塘、水库及其他水面类型；从养殖方式看，肇庆以网箱养殖为主，其余8市以工厂化养殖为主。海水养殖包括海洋、滩涂及其他水面类型；从养殖方式看，广州市以工厂化养殖为主，其他地市包括普通网箱、深水网箱、筏式、吊笼、底播、工厂化等多种养殖方式。水产苗种主要包括淡水鱼苗（罗非鱼等）、淡水鱼种、海水鱼苗、虾类育苗（南美白对虾等）、贝类育苗（鲍鱼等），同时还有稚鳖、稚龟、河蟹育苗等特色苗种，丰富的类别为广东省水产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

1.1.2 水产加工及流通服务业较为发达　大湾区内地九市水产品加工主要以淡水产品（罗非鱼等）、海水产品、鱼糜制品及干腌制品等为主，年均加工能力50万t以上、约为全省总量的20%，加工能力稳定。统计数据（表 2）显示，2021年大湾区内地九市水产加工总量为30.8万t、占全省的20.76%，其中淡水加工产品占全省51.31%，广州、佛山、肇庆以淡水产品加工为主，珠海、惠州、江门则以海水产品加工为主。

2021年，大湾区内地九市有水产加工企业173家、水产冷库162座，分别占全省的17.39% 和22.95%，其中规模以上水产品加工企业一直稳定在50家以上、占全省的31.98%，集中分布于珠海、江门、佛山等地。近年来大湾区水产冷库数量持续增加，2021年同比增长24.73%，集中分布于珠海、中山、江门和佛山。大湾区水产日冻结能力合计0.4万t/d、占全省总量的12.36%；水产冷藏能力合计11.9万t/d、占全省总量的27.57%。佛山、江门的水产冻结能力与冷藏能力在大湾区内地九市中均居于前列^[5]。

表 3数据显示，2021年广东省水产品流通和服务业总产值533.57亿元，其中大湾区内地九市为292.93亿元、占全省的54.90%，主要来自广州、中山、佛山等交通枢纽地市，以佛山和广州水产品流通和服务业总产值最高、均超过100亿元。2021年大湾区内地九市水产流通总产值284.83亿元、占全省的55.78%，其中大湾区中西部即珠海、中山、江门、佛山4市聚集了大量水产加工企业和冷链产业，加之台资港资食品企业为珠海、东莞、佛山等地培养了大批专业管理与技术人才，使得该地区水产加工基础更加夯实、预制菜产业链条更加完整。同时，依托庞大的人口规模，大湾区内地九市2021年水产品消费量为216.56万t、占全省7成以上，人均年水产品消费量为27.55 kg，其中广州和深圳消费量最高（表 4）。大湾区扎实的水产品加工能力和完备的冷链物流体系，保障了城乡居民水产产品消费供应^[5]。

1.1.3 产业总体技术水平较高　大湾区内地九市背靠内陆、链接港澳，可充分发挥珠三角和港澳之间的互补优势，利用海湾资源，推进海陆经济一体化，提升区域食品、内地供港澳食品安全水平。截至2022年6月30日，全国范围内已认定1 605个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和116家加工企业，其中水产生产基地117家，在养殖类生产基地中占28.26%；冰鲜水产生产基地8家，在加工类生产基地中占26.67%^[6]。

大湾区是全国科技创新机构、技术人才、科研平台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增强了该区水产技术研发和产业联结互动，为水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广东海兴农集团有限公司、广东梁氏水产种业有限公司、广东绿卡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等国家水产阵型企业和重点企业集中分布在广州、佛山、东莞、深圳等市，在淡水鱼（草鱼、罗非鱼、黄颡鱼、乌鳢等）、虾类（南美白对虾、罗氏虾等）、中华鳖、鲈鱼等水产品的良种选育和种苗繁育等方面具有突出优势。

1.2　水产产业布局时空变迁

1.2.1 大湾区水产产业总体呈从西南向东北辐射　大湾区内地九市水产产业总体呈从西南向东北辐射的发展格局。从2001—2021年的大湾区水产品生产总量分布状况来看（图 1），江门市长期以来是大湾区水产品生产的龙头，产量面积稳居区域首位，是大湾区水产产业的重要发展地；佛山市水产产量由2003年的30余万t增长至2021年50万t以上，是区域水产产业另一重要增长点。2003—2021年大湾区水产产量增长呈先快后慢的趋势，其中2003—2010年为高速发展阶段，佛山、广州、肇庆、中山等市均实现了产量的跃迁；2010—2015年处于稳步提升阶段；2015年至今则基本维持稳定的空间格局。在可预见的将来，大湾区水产生产将继续保持平稳发展甚至有所萎缩的态势。从区域内水产产量分布情况来看，大湾区内地九市水产生产呈现出鲜明的西北多、东南少的分布态势，且产量以江门、佛山连线的增长带向两侧呈扇状辐射，珠江东岸的大湾区地区包括东莞、深圳、惠州等地产量较少，且缩减趋势明显。

1.2.2 大湾区各类水产生产格局有所差异　大湾区鱼类产品是水产品中产量占比最大的品类，且在大湾区长期保持产量增长。从产量的空间分布看，佛山一直是大湾区鱼类产品生产的中心，产量由2003年的40余万t增长至2020年的70余万t，区域内鱼类生产呈以佛山市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分布特点，2003—2015年，佛山周边的广州、肇庆、江门、中山和珠海等市鱼类产品经过一轮快速发展，实现了产量的跃升。2015年至今，除佛山仍保持较快的鱼类产量增速，珠江西岸，即大湾区西北翼地区基本保持2015年的生产格局，珠江东岸鱼类生产则基本维持2003年以前的产量和空间格局。

大湾区甲壳类生产呈现出较为鲜明的地域性分异和轴带状的发展特点。2010年以前，珠江口西岸沿海地区（江门、珠海、中山）具有较强的生产优势，产量位于区域内前三甲，这一阶段大湾区甲壳类产品的生产空间格局基本保持稳定。2010年后，大湾区西北翼的广州、肇庆甲壳类水产品产量经历了一轮发展，珠海和中山地区少量萎缩，江门则一直保持生产龙头的地位。2020年至今，大湾区甲壳类产品的生产沿江门至广州一线呈显著的带状分布格局，佛山、东莞两地产量较少，基本呈现西北多东南少的态势。

大湾区贝类和藻类生产整体呈萎缩的趋势。从总产量来看，江门市长期保持贝类产品生产龙头的地位，但在2010年产量达到顶峰后呈逐步回落的趋势；广州市则在2010年产量达峰后快速下滑，至今已不足万吨产量。2020年贝类水产品除江门、珠海、深圳、惠州等4个沿海地级市外已全部不足万吨产量，生产的沿海分布特征显著，贝类生产的整体下滑趋势已不可避免。2003年以前，珠海、深圳、惠州是大湾区藻类水产品生产的主要集聚地区，至2008年，广州、东莞、江门等地区的藻类水产品生产经过一轮发展，但2010年之后明显衰退。2020年后，大湾区已不存在500 t以上的藻类产品生产基地，区域内藻类生产主要集中在江门和惠州两个生产中心。

1.2.3 广佛是大湾区水产苗种极化中心　大湾区现有苗种场集中分布于广州和佛山两市，两市苗种场的数量占全区苗种场总面积的50% 以上，鱼类苗种产量占全区苗种产量的60% 以上，已形成集群化优势产区，是大湾区乃至广东全省的水产苗种产业的集聚中心，且呈向外幅射的空间分布格局，总体分布呈条带状。除广州-佛山连片分布核心外，其他地区分布数量稀少，整体面积狭小。2017年以来，随着江门、肇庆和东莞等地区的渔业快速发展，这两地区的苗种产业有所发展，但总体规模较小。除上述区域外，大湾区其他区域的水产苗种产业处于待发展状态，珠海、中山具备发展水产苗种产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条件，深圳作为国家生物技术研发中心，可在苗种产业上游给予大湾区水产苗种产业发展更大的支持。

1.2.4 大湾区养殖水面时空分布格局不断优化　从2001—2021年的大湾区内地九市养殖水面分布情况（图 2）来看，江门市长期以来生产面积稳居大湾区首位，2020年以前水产养殖面积长期保持在6万hm²以上。20年间大湾区各市的养殖水面均有所减少，但总体格局仍呈现西北部多、东南部少的分布特点。结合区域人口对水产品消费量需求的增长及未来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及生态环保政策变迁等因素，大湾区水产产业发展将由生产规模及从业人口的要素驱动发展模式转变为科技驱动发展模式。在总体养殖规模下降这一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下，必须依靠种苗、养殖技术、养殖模式、产业链创新以实现产量和产值的持续增长。

2　大湾区水产产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2.1　生产环节主要问题

2.1.1 育种技术不足，繁育体系准入门槛低　苗种是水产业生产最重要的物质基础，观赏鱼、乌鳢、鲈鱼、南美白对虾等都是大湾区内地九市水产优势品种。近年来，因种苗繁育过程中长期近亲交配、逆向选择等原因，部分水产品种出现生长缓慢、抗病能力下降、个体变小等种质退化问题。加之目前的育种技术体系、水产生物原种保存和维护技术还未突破，种质评价、鉴定和种质创新利用技术有待提高，因此难以满足对大批量、高质量、多性状和适应力强的新品种的市场需求，特别是没有培育出大湾区大部分地区高密度养殖模式下亟需的抗病品种。此外，受用地、成本等因素约束，大湾区集中在广州、佛山的水产种苗场产业拓展较为困难。同时，水产苗种在监管上还存在许多不足，缺乏完整的标准和市场准入制度，市场化体系还不成熟，限制了苗种产业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力的提升。

2.1.2 生产设施现代化程度有待加强　由于大湾区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升，塘租、水电、人工等成本连年上涨，以佛山顺德池塘养殖为例，每年每667 m²塘租5 000~8 000元，且各市淡水养殖区域普遍土地承租流转过快，使得承租人不愿意过多投入高值高效的设施装备，导致防灾减灾能力不强，生产效率低。目前大湾区水产养殖仍主要依靠人力，机械化程度低，除基础的增氧机和投饲机以外的自动化、智能化设施非常欠缺^[7]。海水养殖装备技术在网箱结构材料、抗风浪能力、配套设施及灾害天气应对方面仍有很大不足，目前研制的养殖及配套设备，体积大、耗能高、维护成本高等问题较为突出。

2.1.3 疫病绿色防控技术亟待提升　大湾区水产养殖品种众多，每个品种都有不同的生活习性和吃食方式，需要针对性的精准喂养。目前大多数水产养殖产品已开发出专用的配合饲料且取得较好的效果，然而许多养殖户旧有观念没有转变，对配合饲料的接受程度不高。大湾区内地九市超90% 的水产业生产属于个体经营，且从业者年龄偏大，对于不同水产养殖品种缺乏科学养殖技术指导，生产方式粗放。鱼粉作为饲料的主要营养成分，往往被成本更低但营养不够的植物蛋白所替代，对养殖水体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水产健康管理也停留在依靠大量药物防控的经验做法上，缺乏风险识别、评估和管控的水产疫病生物综合防控理念。

2.1.4 水产养殖资源和环境双重约束加大　粤港澳大湾区水网密集、池塘星罗棋布，内地九市作为广东省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工业发展、城镇建设、交通建设与水产养殖业争地、争水的资源矛盾越来越突出^[8]。工业和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带来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等是养殖水域环境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随着土地、人工等成本的快速上涨，养殖户为了提高收益，大力发展高密度养殖模式，过量投喂饲料甚至违规使用药物，导致大湾区部分地区水质不断恶化，对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大湾区部分淡水池塘养殖密度过大，水库、湖泊中的养殖网箱过多过密，而一些可以合理利用的空间（如深远海、水稻田等）却开发利用不足，也加重了水产养殖环境恶化^[9]。

2.2　加工环节主要问题

水产品加工业上接水产养殖业，下连水产品流通业，对整体渔业的发展起到桥梁纽带的作用。目前大湾区内地九市水产品加工主要以水产冷冻、冰鲜等初级加工为主，产品加工深度和精度还有待提高，且种类单一，产品同质化严重，产品附加值不高^[10-11]，需要加强加工企业与生产基地和流通市场的紧密结合，提高产业化程度。

水产品加工主要是为了提高水产食品原料的利用率，通过现代加工工艺开发多层次的水产产品、药品、生物材料等。而鱼糜制品及干腌制品，在加工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副产品，副产品中所含的蛋白质、生物活性成分均未被充分利用，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大湾区的资源和科技力量还需向水产加工业倾斜。

2.3　流通环节主要问题

水产品流通环节对水产品供应品质有直接影响。大湾区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拥有华南地区主要物资集散地和国际贸易中枢，东、西、北河道通往广东省各市及外省，港澳地区又可助力内地通往世界。目前海水、冰鲜产品流通主要依靠冷链物流业，但目前针对水产品的冷链物流设备和技术还未成熟，专用冷库和冷藏车投入不够，冷链物流覆盖范围不足。大湾区大型冷库集中分布在广州、佛山，且主要是仓储加工型，常常会出现“断链”情况，影响产品品质。另外，冷链物流需要精确的数据和强大的网络系统进行支撑，受限于人才和技术问题，流通过程信息化程度较低，虽然目前不乏水产行业网、广东省水产网等信息网站，但也存在更新慢、时效性低、信息记录不完整，这些都制约了水产品可追溯制度的建立，对流通效率也有所影响^[12]。

淡水产品区域内流通主要采用活体运输方式，为了提高水产品存活率、延长存活时间，运输过程中常常会加入违禁药品，增加了食品安全风险。目前水产流通环节上游是养殖户，下游是批发商或零售终端，水产物流相关公司是连接这两方的重要枢纽，但专业水产保活企业少，管理水平偏低，未能形成规模性的物流网络体系。其次，物流经营管理成本和水产品的高损耗率也大大提高了水产品流通的成本。

2.4　营销环节主要问题

2.4.1 品种供求失衡　大湾区处于珠江三角洲核心地带，有丰富的淡水河流资源。四大家鱼、生鱼等淡水水产品由于对养殖技术和水质要求不高，养殖风险低，是大湾区广大养殖户的首选养殖产品，从而维持这类水产品的高产量。然而，买方、卖方的信息不对等导致养殖户对生产的判断容易滞后和跟风，这使得普通水产品市场往往供过于求，形成“买方市场”。而受限于养殖技术和水质降低，高端优质水产品供应不足，高端消费市场需求也得不到有效满足。

2.4.2 交易流程规范化程度低　大湾区有省级龙头水产公司35家，规模化企业一般有较为稳定的销售路径，可以进行批发、零售、出口，销往超市、加工厂等，交易制度和产品分等分级明晰。但对于大量散户来说，主要由水产中介进行收购再统一销售，这一环节缺乏统一行业性标准和监管，容易造成市场交易混乱，甚至引发恶性竞争的“内卷”行为。

2.4.3 品牌意识不强　大湾区虽然有了一批水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品牌，但品牌知名度、市场竞争力还不高。大部分中小规模养殖企业及养殖户的品牌和宣传意识欠缺，仍停留在随行就市的传统意识。

2.4.4 产业融合度不高　大湾区水产产业总产值仍然主要集中在生产环节，水产品加工附加值较低，休闲渔业等新兴产业以及深水网箱、工厂化养殖等高效集约化养殖比重不高，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乏力，整体盈利能力相较江浙等发达省份还不高^[13-14]。

3　大湾区水产产业高质量发展对策建议

大湾区内地九市是广东省水产产业的重点优势产区之一，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庞大的市场消费需求。立足“大食物观”，着力推进大湾区水产养殖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一要以优化要素资源配置为基础，进一步夯实产业基础和完善政策设计，牢牢守住安全监管防线。二要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科学规划符合市场需求、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水产产业发展格局，朝产业现代化、标准化、规模化、绿色化发展方向迈进。三要强化科技创新支撑力度，推动养殖、加工、流通、休闲服务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高值水产品牌，提升产业综合效益。四要提高全产业数字化水平，发挥和加强水产苗种核心优势，培育壮大新型养殖经营主体，持续推动产业提质增效^[15]。

3.1　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推进水产养殖现代化发展

优化水产生产要素资源配置，通过遥感监测、网格员追踪等方式开展水产养殖容量、水域滩涂承载能力等数据调查工作，精准量化湖泊、河流、水库等公共自然水域网箱养殖规模、养殖密度、适宜品种等指标，优化水域滩涂等资源的配置，并通过加强对水域滩涂经营权的保护等措施，保障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依托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现代农业产业园、美丽渔场、美丽渔村等建设，推动水产养殖基础提档升级。以开展“珠三角百万亩池塘升级改造三年行动”为契机，加强水产养殖池塘标准化升级改造，积极发展立体循环水设施渔业和新型精准密度养殖模式，提高尾水治理能力，扩大品种饲养技术指导范围，加大向绿色、健康、生态等养殖模式的转型力度^[16-17]。打造一批水产绿色优质养殖示范带，带动水产业绿色升级发展。

3.2　完善产业政策设计，提高市场监督水平与能力

着眼水产全产业链，对大湾区水产龙头企业、现代农业产业园、交易市场等开展深入调研，掌握水产一线生产动态、买卖双方需求、市场经营存在问题等情况。邀请科研院校行业专家、企业代表等进行研讨，完善产业政策研究内容，保障政策的科学性、精准性、区域适用性。同时，要加大财税和金融对水产产业的支持力度，积极对接大湾区重点水产生产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开发出更多解决养殖户、合作社、企业等实际需求的信贷产品，引导社会资本多渠道投入水产产业。不断探索水产产业的保险设计，提高养殖户、企业对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的抵御能力^[18]。

加强对塘组成本、土地承租流转周期、饲料投放量、市场价格、食品安全等方面的监测与监管，提高各市水产养殖与加工规范程度，控制生产总成本。构建水产产业大数据平台，综合市场需求与生产能力，引导生产经营主体合理安排养殖品种、养殖规模、上市期，预防市场大幅波动对产业健康发展的冲击。提升全产业链上下游中人才、科技、资金等要素投入，将广佛两市的重点育养技术、现代化经营模式向周边辐射推广，推动各市各环节竞争力不断提升。

3.3　提升加工流通能力，探索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

建立健全大宗、优势养殖水产品精深加工体系，鼓励院企合作，创新加工技术、完善加工工艺、引进先进设备，扩大广州、惠州水产加工企业占比，稳抓珠海、东莞的水产加工能力，提高水产品加工各环节物质利用率，带动一批相关行业如预制菜、调味品、保健品等的发展。加强专用冷库和冷藏车投入，提升惠州、中山冷藏能力，拓宽大湾区水产品冷链物流覆盖范围，使运输和配送形成规模。创建创新水产品供应链各节点关联机制，保障生产到消费的信息双向流通，重点解决供需不匹配、加工与流通分散经营等问题。

立足大湾区特色，持续推动水产产业园区科技研发、产品加工、参观体验等一体化建设，携手香港、澳门，探索和扩展水产科普公园、休闲体育（垂钓）等文旅体发展空间，推动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19]。加强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等科研团队的交流合作，提升水产业绿色发展生态链的科技实力，不断挖掘农业园区生态文化服务等多种功能，拓展水产业从传统养殖向研学、文旅观光、生态农业等领域发展的空间^[15]。

3.4　依托产业集聚效应，打造大湾区高值水产产业品牌

推进大湾区水产产业向集聚化、规模化、标准化等方向发展，整合各区域主要的、特色的、高值的水产品类，提升生产经营的聚合度，重点打造几个集聚效应明显、功能配套完善的大湾区水产集聚样板，鼓励有条件的区域积极创建水产生产经营企业总部示范区、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等。通过整合优势产品品类，打造区域知名品牌，积极发展大湾区水产产业会展经济，提升产业的整体影响力^[20]。

3.5　强化资源配给，推动大湾区水产全产业链数字化升级

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结合大湾区内地九市及港澳的不同资源优势，充分调动人流、物流、资金流等发展要素，根据不同城市海水和淡水养殖能力、技术发展条件、水产市场运作能力等，深化大湾区水产产业深化产学研合作和创新团队建设。加强水产苗种、绿色低碳养殖技术、高效智能生产设施、水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等产业关键技术研发，推动海陆经济一体化发展。引导高校、职业技术学校等培养符合生产实际需求的各类人才，搭建和推广具有区域影响力的水产行业信息交流平台，促进水产产业科技成果转化。

深入推进水产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加强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通过集成生产监控、水质监测、尾水处理、饲料投喂、能耗监测等数字化管控系统建设，提高水产养殖管理精细化、集约化、自动化水平^[21]。推进特色优势水产品单品种全产业链大数据平台建设，完善智慧养殖、电商交易、检测检疫、产品追溯等功能，提升水产全产业链规范化、标准化、安全化等监管水平。探索“订单水产”模式，打通产销衔接信息渠道，提高市场信息服务水平，引导水产产品优质优价良性发展^[22]。

3.6　发挥水产种苗业优势，打造全国乃至全球优质水产苗种繁育流通中心

广东是我国水产养殖第一大省，也是水产苗种第一大省，各类水产种苗年度产能超1.3万亿尾。大湾区要充分发挥水产科研机构、科技人才、创新平台集聚的区位优势，深入实施水产种业振兴战略，加强名特优水产种苗的遗传育种与新品种培育技术研究，以繁育高值、优质、抗逆、高产的水产品种为目标，公益化育种和商业化育种并重发展^[23]。实施水产良种工程，积极引进国际先进的研发机构、团队，鼓励有实力的外资企业投资，着力建设一批淡水苗种、海水苗种繁育基地。加强水产苗种、转基因水产苗种生产经营许可制度实施和监管，保障水产苗种市场的健康发展^[24]。与浙江、江苏、福建、山东等水产大省紧密联系，打通繁育、生产、运输各环节，实现优质水产苗种在全国流通。扶持和培育有实力的水产种苗企业，争取创建国家级和省级良种场。推动国家级、省级水产苗种场区及种质资源保护区数字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