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意义】据统计，2022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5.22%，开始迈进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但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产品供给和需求不平衡加剧等问题仍然制约着我国农业农村的发展^[1-3]，如何将现代高效农业与快速城镇化有机结合是实现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都市农业作为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保障城市高质量“菜篮子”供应的重要手段备受关注。目前全国36个大中城市耕地面积接近全国耕地总面积的1/9，蔬菜产量占全国的1/6。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都市农业在确保城市地区“米袋子”“菜篮子”量足价稳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4]。随着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等战略的实施，现代生物、信息等高新技术和“互联网+”等经营模式正逐渐改变传统农业发展模式，都市农业也呈现出“现代化”特征。因此，在农业农村发展新阶段背景下，对现代都市农业发展进行评价，分析其空间差异和动态演进具有重要意义。

【前人研究进展】目前，国内外关于都市农业发展评价的研究中，指标体系的选取不仅强调经济产出方面，也考虑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农业可持续发展等^[5-8]，且各个维度存在权衡-协同关系^[9]。总体来看，都市农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选取的标准因作者对都市农业理解的不同而各有侧重^[10]。在评价方法上主要有层次分析法、信息熵法、综合指数法、幂函数法等^[11-13]。针对粤港澳大湾区的都市农业，周灿芳^[14]定量分析珠三角九市的农业发展优势与劣势，认为其优势在于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相对较高，短板在于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偏低和财政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不足。佟宇竞^[15]对比国内先进城市都市农业发展经验，认为广州都市农业发展存在综合城市赋能农业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农业产业规模化和组织化程度偏低、农业全产业链开发能力较弱等短板。田璞玉等^[16]总结了粤港澳大湾区都市农业发展模式，包括市场流通型、特色产品型、休闲观光型、科普教育型、生态保障型等。都市农业影响因素的研究显示，城镇化引致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两者之间耦合关系显著^[17]。区域资源环境的变化决定都市农业发展的规模、结构以及发展水平^[18]，资源环境对都市农业发展具有约束作用^[19]，两者之间存在协同发展关系，其中资源环境包括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城市经济发展拉力、资源环境压力、制度政策的支持和城市规划的空间保障是都市农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20]。此外，政策支持也是都市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21]。

【本研究切入点】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都市圈之一，其城镇化率最高（超过85%），已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2021年，大湾区中的珠三角地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2 926.68亿元、占广东全省比重35.2%。统计结果显示，大湾区有900多万人口生活在农村，传统的农业经营模式已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不相匹配。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断深入，都市农业成为湾区内部发达城市的应然选择，也成为解决湾区内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必然选择。这为本文研究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提供了最佳观测样本。前人对都市农业的评价研究缺乏对农业“现代化”特征的体现，且对粤港澳大湾区现代都市农业发展的评价及其驱动因素研究较少。【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本研究首先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现代都市农业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进行综合评价，使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分析区域差异和动态演进，采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对粤港澳大湾区都市农业发展的驱动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建立对粤港澳大湾区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分析区域差异与驱动因素，研究驱动因素的作用程度与方式。

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域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以下简称“珠三角九市”），总面积5.6万km²，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大湾区人口为8 336万。其中，香港农业生产稳定但占比极低，澳门几乎没有农业用地和农产品生产，其农产品主要来自进口。因此，本研究重点考察珠三角九市都市农业的发展。

1994年编制的《珠三角经济区城市群规划》和2003年编制的《珠三角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相继提出探索构建以广佛肇（广州、佛山、肇庆）、深莞惠（深圳、东莞、惠州）和珠中江（珠海、中山、江门）“三大都市区”为核心的“多中心”区域空间结构。2008年《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出台，并在延续“都市区”格局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三大都市圈”的多中心空间结构。据此，本研究将粤港澳大湾区分为广佛肇、深莞惠和珠中江3个区域。

1.2　数据来源

省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数据来源于广东省农业农村厅（http://dara.gd.gov.cn/），其余指标数据来源于历年《广东统计年鉴》《广东农村统计年鉴》和各地市统计年鉴，缺失值使用插值法补齐。深圳农村、农民和农民可支配收入数据使用珠三角地区均值替代。现代都市农业发展驱动因素及计算公式见表 1。

2　研究方法 2.1　指标体系构建

农业农村部都市农业重点实验室（上海交通大学）提出的《中国都市现代农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UASJTU）》和《2019年中国现代都市农业竞争力综合指数》^[22]中的指标体系体现了都市农业“现代化”特征。基于此，本研究构建了粤港澳大湾区评价指标体系（表 2）。其中，一级指标包含菜篮子产品保障能力、农业生态与可持续发展水平、三产融合发展水平、农业先进生产要素集聚水平、现代农业经营水平。二级指标需说明的有以下方面：

其中，主要菜篮子产品人均最低需求量参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的最低标准，如蔬菜和鲜奶为300 g/d、水产品为250 g/周、肉类和禽蛋为280 g/周。

依据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指标体系中的农业生产全过程能量消耗计算方式，农业生产全过程的能量消耗总量=机电排灌能源消耗系数×机电排灌面积+农用柴油能源消耗系数×农用柴油量+化肥能源消耗系数×化肥施用量（折纯量），其中机电排灌、农用柴油、化肥能源消耗系数（用氮肥能源消耗系数代替）分别为0.3869 t/hm²、1.4571 t/t、4.6308 t/t。

2.2　驱动因素分析

选取8个因素作为现代都市农业发展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各因素的统计描述详见表 3。

2.3　计算模型

2.3.1 熵值法　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其根据各项指标观测值所提供的信息大小确定指标权重。本研究将时间因素考虑在内，详细参照文献[23]计算方式。

2.3.2 Dagum基尼系数计算及分解方法　采用Dagum基尼系数计算及分解方法，参照文献[24]计算区域相对差异及研究分布动态。总基尼系数G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k为划分的区域数量，本研究中k=3，即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3个区域，j、h分别代表k个区域不同地市，n为每个区域内的地市数量，n_j、n_h为区域j、h内地市的数量，y_ji、y_hr分别为j、h区域内地市i、r的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水平，y为粤港澳大湾区现代都市农业发展平均值。

Dagum基尼系数能够分解为区域内差距贡献（G_w）、区域间净值差距贡献（G_nb）和超变密度贡献（G_t），三者之和等于总基尼系数。

式中，G_jj、G_jh表示区域j的基尼系数和区域间基尼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2.3.3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探测某一事物的空间分异性并揭示其驱动因素的一种统计学方法^[25-27]。地理探测器包括因子探测、交互探测、风险探测和生态探测4大部分，其中因子探测主要用于检验某种影响因子是否是导致特定变量空间分异的原因，而交互探测可以识别影响因子是独立起作用还是交互起作用。本研究主要采用因子探测和交互探测对现代都市农业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采用交互探测，假设U₁和U₂是影响W空间分异的两个因素，通过空间叠加U₁和U₂形成新图层U₁∩U₂，新图层属性由U₁和U₂共同决定。首先计算U₁、U₂和叠加图层U₁∩U₂对W空间分异的影响程度，即q(U₁)、q(U₂)、q(U₁∩U₂)；其次通过比较q(U₁)、q(U₂)、q(U₁∩U₂)揭示不同因素U_i之间对W空间分异的交互作用，并评估这种交互作用是否会增强或减弱单个因素U_i对W空间分异的影响程度。采用因子探测，假设存在变量W、U_i(i=1, …, I），比较W的空间分异与U_i的空间分异是否具有显著一致性，如具有一致性，表明U_i对W的空间分异有影响，其程度用q值度量，如下式所示：

式中，q表示影响空间分异的因素作用，取值范围是[0, 1], q值越大表明U_i对W空间分异的影响越大，反之越弱；q=0表明W的空间分异不受U_i的影响，q=1表明U_i完全控制W的空间分布。N表示全部区域样本数，h=1, …H表示W和U_i的分区，N_h表示次级区域h样本数。需要强调的是，q值是自变量U_i的空间分异解释因变量W的空间分异，不对q值进行显著性检验，q仍有明确物理意义，不服从正态分布假设^[25]。此外，在进行空间分异驱动因素的分析时，首先需对驱动因素进行分区，本研究采用自然断点法将各驱动因素分为5个等级区，具体方法详见http://www.geodetector.cn/。

3　结果与分析 3.1　粤港澳大湾区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整体趋势

从整体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水平呈现逐年增加趋势（表 4），发展水平由2013年的0.294增加到2020年的0.419，年平均增长率为5.3%。从各地市来看，广州市由2013年的0.365增加到2020年的0.495，年平均增长率为4.4%，是粤港澳大湾区都市农业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深圳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水平从2013年的0.351增加到2020年的0.361，增长较为缓慢；东莞市从2013年的0.312增加到2020年的0.477，年平均增长率为6.6%，都市农业发展水平仅次于广州市；佛山市从2013年的0.261增加到2020年的0.410，平均增长率达到7.2%，在所有城市中增长速度最快；惠州市从2013年的0.289增加到2020年的0.428，平均增长率为6.0%；江门市从2013年的0.242增加到2020年的0.343，年平均增长率为5.2%；肇庆市从2013年的0.301增加到2020年的0.471，年平均增长率为7.1%；中山市从2013年的0.255增加到2020年的0.381，年平均增长率为6.1%；珠海市从2013年的0.270增加到2020年的0.409，年平均增长率为6.4%。从不同区域情况（图 1）来看，各区域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从2015年开始，广佛肇地区超过深莞惠地区，成为都市农业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而珠中江区域一直处于平均水平以下，与深莞惠、广佛肇地区有较大差距。

3.2　粤港澳大湾区现代都市农业各维度评价结果

由图 2可知，2013—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产品保障能力处于平稳发展状态，发展水平维持在0.078~0.080之间。从各城市现代都市农业各维度得分均值（表 5）可以看出，菜篮子保障能力较高的城市分别为肇庆（0.114）、惠州（0.098）和广州（0.097），较低为东莞（0.053）、珠海（0.055）和深圳（0.056）。农业生态与可持续发展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年平均增长率为3.3%，其中惠州和珠海发展水平较高、年均水平分别为0.121和0.105，中山较低、平均水平为0.045。三产融合发展水平年平均增长率为12.1%，其中，东莞和广州三产融合水平较高、均值分别为0.113和0.090，江门和中山水平较低、均值分别为0.021和0.031。农业先进生产要素集聚水平变化不大，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波动变化趋势，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45%，其中肇庆、江门先进生产要素集聚程度最高，均值分别为0.063和0.050，佛山较低（0.032）。现代农业经营水平增长较快，年均增速达17.2%，其中，中山和佛山相对水平较高、均值分别为0.117和0.105，江门和肇庆相对较低、均值分别为0.046和0.051。

3.3　粤港澳大湾区现代都市农业发展的区域差异与驱动因素

3.3.1 区域差异及其来源　为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使用Dagum基尼系数法计算2013—2020年发展水平的总体基尼系数，并进一步分解、测算出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大都市群的基尼系数，结果见表 6。

总体差异与区域内差异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现代都市发展水平的基尼系数均呈波动下降趋势，即“下降—上升—下降”，总体从2013年的0.077下降到2020年的0.068；地区内差异由大到小依次为深莞惠、广佛肇、珠中江。三大城市群中，广佛肇地区呈现“下降—短暂上升—逐渐下降”的发展趋势，观察期内下降幅度为4.65%；深莞惠地区呈现“下降—上升—下降”的趋势，观察期内下降幅度为18.67%；珠中江地区呈现“上升—下降—上升”趋势，观察期内区域内基尼系数上升62.5%，表明珠海、中山和江门3个城市都市农业发展程度差异有逐渐扩大的趋势。

区域间差异方面，广佛肇—珠中江间差异最大，其次是深莞惠—珠中江，广佛肇—深莞惠间差异最小。广佛肇—深莞惠区域间差异先增加后缩小，从2013年的0.068下降到2020年的0.065，下降幅度为4.41%；广佛肇—珠中江区域间基尼系数先表现为下降后上升趋势，从2013年的0.108下降到2017年的0.056，再上涨到2020年的0.097，观测期内总体下降10.19%；深莞惠—珠中江区域间差距也呈现波动下降趋势，从2013年的0.098下降到2020年的0.074，下降幅度为24.49%。

区域间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水平差距是粤港澳大湾区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水平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且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贡献率从2013年的60.789%下降到2017年的36.361%，再上升到2020年的63.062%；地区内差距贡献呈“下降—上升—下降”趋势。超变密度贡献率总体波动变化从2013年的17.963%上涨到2017年的38.358%，再下降到2020年的13.777%。由分解结果可以看出，城市群间差异是总差异的主要来源，需要进一步缩小三大城市圈间的都市农业发展差距。

3.3.2 驱动因素　(1）单因素驱动力。基于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各区域都市农业发展差异的驱动因素，表 7显示了粤港澳大湾区样本中各驱动因素对都市农业发展影响的q值。耕地面积占行政区域面积的比重（LR）作用强度为0.294，在全部驱动因素中作用程度最大，表明耕地面积越大，则现代都市农业发展程度越高，耕地资源作为农业发展的必备要素，对都市农业发展具有较大的约束作用；其次为三产占比（IS）、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P）、城镇化水平（UL）、人均水资源量（WP）、城市人口密度（PD）、路网密度（ND）、都市农业政策（AP），作用强度为0.046，对区域都市农业发展也有影响但相对影响有限，表明其对都市农业发展均有较大的正向影响。

从各区域情况来看，广佛肇地区都市农业主要驱动因素是三产占比（0.686）、人均地区生产总值（0.495）和城市人口密度（0.468），都市农业政策的作用程度相对其他区域较大、达到0.165。深莞惠地区都市农业主要驱动因素为人口密度（0.541）和路网密度（0.505），其他因素作用程度相对较低。珠中江地区都市农业发展主要驱动因素为三产占比（0.577）、人均地区生产总值（0.493）和耕地面积占比（0.453）。此外，人均水资源量、城镇化水平和路网密度也对珠中江区域都市农业发展有重要影响。

(2）各因素交互驱动作用。由图 3可以看出，都市农业驱动因素中任意两个因素之间的交互影响均大于其各自的单独作用强度，这一结论在粤港澳大湾区和各区域样本中均成立。以各因素的交互作用为“双因子增强型”，任意两个驱动因素共同作用时都会增强其对都市农业发展的作用强度。但各双因子组合的驱动力强化幅度有所不同。粤港澳大湾区样本下，交互作用最强为三产占比（IS）与路网密度（ND）、耕地面积占比（LR）与三产占比（IS）、耕地面积占比（LR）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P）、路网密度（ND）与人口密度（PD）因素，交互强度达0.56~0.60；此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P）与人口密度（PD)(0.54）、均地区生产总值（GP）与城镇化水平（UL)(0.54）交互作用也较强，表明这些因素产生的驱动力量远大于其各自独立作用。综上所述，各个因素需要彼此配合才能较好地推动都市农业发展。

从各区域情况（图 4~图 6）来看，各因素的交互作用也均属于“双因子增强型”。其中广佛肇地区三产占比（IS）与城镇化水平（UL)(0.81）、三产占比（IS）与耕地面积占比（LR)(0.79）、三产占比（IS）与都市农业政策（IS)(0.78）交互作用最强；三产占比（IS）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P)(0.73）、三产占比（IS）与路网密度（ND)(0.70）也显示出较高交互作用，可见，三产占比（IS）对广佛肇都市农业发展具有关键作用。深莞惠地区交互作用最强的分别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P）与路网密度（ND)(0.68）、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P）与人口密度（PD)(0.67）、三产占比（IS）与人口密度（PD)(0.64）；人均水资源量（WP）与人口密度（PD)(0.63）、城镇化水平（UL）与人口密度（PD)(0.62）、三产占比（IS）与路网密度（ND)(0.61）也有较强的交互作用。珠中江地区交互作用最强的分别为三产占比（IS）与城镇化水平（UL)(0.81）、耕地面积占比（LR）与三产占比（IS)(0.79)、都市农业政策（AP）与三产占比（IS)(0.78）；三产占比（IS）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P)(0.73）、三产占比（IS）与路网密度（ND)(0.70）、三产占比（IS）与人口密度（PD)(0.73）等也有较强的交互作用。综合来看，都市农业发展的分异是由多个因素发挥合理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交互作用均为双因子增强型。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研究构建了粤港澳大湾区现代都市农业评价指标体系，采用2013—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九市数据测算了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水平，并分析了区域差异和驱动因素，得到主要结论如下：

整体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水平呈逐年增加趋势，各区域发展水平有差异。大湾区整体都市农业发展水平年平均增长率为5.3%，广州是大湾区中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分区域来看，各区域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水平均呈上涨趋势。从2015年开始，广佛肇地区超过深莞惠地区，成为都市农业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珠中江地区处于平均水平以下。分维度来看，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保障能力发展平稳，肇庆菜篮子供应能力较高，深圳、珠海、东莞等地较低；农业生态与可持续发展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惠州和珠海发展水平较高；三产融合水平发展较快、年平均增长率为12.1%，东莞和广州三产融合水平较高，江门和中山水平较低；农业先进生产要素集聚水平增长幅度小、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45%，肇庆、江门农业先进生产要素集聚程度最高，佛山较低；现代农业经营水平增长较快、年平均增长率达17.2%，中山和佛山相对水平较高，江门和肇庆相对较低。

从相对差异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现代都市发展水平的基尼系数呈波动下降趋势。其整体差异从2013年的0.070下降到2020年的0.068。地区内差异由大到小依次为深莞惠、广佛肇和珠中江，观察期内前两者基尼系数下降幅度分别为18.67%、4.65%。后者上升62.5%，表明珠海、中山和江门3个城市都市农业发展程度差异有逐渐扩大的趋势。从基尼系数分解结果来看，城市群间差异是总差异的主要来源，需要进一步缩小三大城市圈间的都市农业发展差距。

从驱动因素来看，对都市农业作用最大的因素是耕地面积占城市行政区域比重，作用强度为0.294，三产占比（0.280）、人均地区生产总值（0.238）、城镇化水平（0.234）等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各区域驱动因素作用程度有区别，广佛肇地区都市农业主要驱动因素是三产占比（0.686）、人均地区生产总值（0.495）、城市人口密度（0.468）；深莞惠地区主要驱动因素为人口密度（0.541）、路网密度（0.505）；珠中江地区主要驱动因素是三产占比（0.577）、人均地区生产总值（0.493）、耕地面积比例（0.453）。各因素的交互作用均属于“双因子增强型”，任意两个驱动因素共同作用时都会增强其对都市农业发展的作用强度，但各双因子组合的驱动力强化幅度有所不同。

4.2　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区域间发展差距有扩大趋势，统筹区域都市农业发展并避免极化程度加剧是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加强区域规划，促使粤港澳大湾区各地重视现代都市农业的发展。各市按照自然禀赋和社会经济条件发展都市农业，推动都市农业功能模式推广与功能扩展；在有条件的村镇探索建设现代都市农业试验示范区，重点围绕都市农业中的菜篮子保障、生态与可持续、产业融合、先进要素集聚和现代农业经营各维度进行试验，探索和推广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相适应的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模式。

二是加快补齐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现代都市农业发展短板。广佛肇区域和深莞惠区域要强化菜篮子产品供给的主体责任，减缓区域间保供能力不平衡、差距大的情况。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企业化管理机制，提高农民收入，增加肇庆等地的现代农业经营水平。深莞惠区域还要注重倡导发展绿色农业，鼓励支持化肥减量增效，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珠中江区域应确保耕地保有率，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确保区域内菜篮子产品稳定供应。加强三产融合水平，积极发展农业加工业和服务业，充分利用地方自然资源禀赋和文化特色发展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加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提高农业金融服务和机械化水平，增强农业先进生产要素集聚水平。

三是聚焦可控变量，保障现代都市农业发展要素和政策供给。相比三产占比、城镇化水平等短时间内无法改变的变量，耕地面积、都市农业政策等要素是可控变量，需要给予保障，促使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首先，统筹土地资源，保障都市农业产业用地。在严防都市农地“非粮化”“非农化”风险的前提下，应适当拓宽设施农业用地范围，完善建设用地配给机制。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集中连片流转，适当延长土地租期，稳定经营主体投入预期；加强政策支持，在有条件的村镇探索建设都市农业试验示范区，重点围绕都市农业的业态方向、产业融合的形态模式、制度与标准、产业用地创新、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新型经营模式（电商、直播）的应用、社会资本与农村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等方面进行试验，探索和推广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相适应的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模式。强化资金与人才保障，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对都市农业投入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鼓励各地出台完善都市农业财政支持政策。培育都市农业人才，以培养新型经营主体为重点，制定都市农业人才建设规划，通过实施农民素质提升战略和城市人才服务农村战略。加强都市农业科技研发，加大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扶持，充分发挥科研机构功能，提升服务都市农业经营主体的范围和力度。通过成果转化建立一批高技术、高投入、高产出的农业科技创新示范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