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意义】农民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联合社”）由3个以上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自愿基础上出资设立，是合作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我国农民合作组织的重要类型^[1]，是未来提升合作社发展质量、实现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2]。农业农村部2020年发布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规划（2020—2022年）》中强调，支持农民合作社依法自愿组建联合社，扩大合作规模，培育发展联合社，提高合作层次，增强市场话语权和抗风险能力。近年来，我国联合社的数量、规模增长较快，发展迅速。据农业农村部统计，截至2022年，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超过220万家，依法组建联合社1.45万家，联合社在解决单个农民合作社规模小、谈判能力弱和抗风险能力差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实现了农民合作社之间的资源共享^[3]。目前，我国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已由数量向质量过渡，但总体来看，我国联合社的发展尚处于初期阶段，在质量提升、规范发展过程中还面临诸多困难，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前人研究进展】纵观学术界有关农民合作社组建联合社的研究，有学者提出农民合作社走向联合将成为必然趋势，只有联合才能以最低的成本实现市场的快速扩张，提升农民合作社的竞争实力^[4]；农民合作社组建联合社是一种组织革新方式，有利于实现资源整合，降低交易成本与提升风险对冲能力，从而成为农民合作社“由弱变强”的关键^[5]；资源整合既能够充分发挥合作社的规模收益，又能降低交易成本，通过整合资源，鼓励成立联合社分享产业链价值增值收益是合作社未来的发展趋势^[6]；提高市场谈判地位、追求规模化经营和稳定产业链协同发展也是联合社发展的动因^[7]。同时，通过再合作、再联合的方式发展联合社，提高了单一合作社的市场竞争力、发展效益和为农服务能力，使合作社与基层合作社之间形成合力，达到资源优势互补，有利于防止同类合作社之间的无序竞争^[8]；还有学者通过43家样本合作社的实地访谈数据，运用边际分析法和家庭生产函数，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出发，对联合社发展中面临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障碍进行了实证研究^[9]。

【本研究切入点】已有许多文献从整合资源、提高议价能力、政策供给不足、联合社消极溢出效应等多个层面对合作社组建联合社的动机及障碍因素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但不足之处在于，目前我国联合社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关合作社组建联合社的动机及障碍因素研究鲜有从理论建构、实践检验等多个角度进行深入思考和系统性剖析。【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鉴于联合社在未来发展中的重要性和“合作社组建联合社”这一学术界前沿研究领域的认识，本文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和一手访谈资料，利用扎根理论构建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理论模型，对影响农民合作社组建联合社的因素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通过深入挖掘合作社组建联合社的动机及障碍因素，完善当前我国农民合作社组建联合社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丰富相关研究成果，以期为合作社联合社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及实践指导。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是Glaser和Strauss两位社会学家于1967年提出的质性研究方法，该理论既可以系统地避免由一般统计方法遗漏的重要定性资料或细节信息，又能从大量的质性材料中构建出理论模型^[10]，规避一些先入为主的思维盲区。扎根理论强调的是在不作假设的前提下，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逐层提炼并不断补充，自下而上建构出新的理论^[11]，可利用该理论弥补前人对于联合社组建动机与障碍因素相关研究的不足，从理论构建、实践检验等多个角度对该领域进行深入挖掘和系统性的剖析。本文运用扎根理论从定性研究的角度出发，通过设计开放式问卷，实地调研与农民合作社、联合社及成员社的理事长进行深度访谈，并对大量访谈素材进行梳理，经过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级编码流程，不断比较归纳、概括，深入分析各类概念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12]，最终构建农民合作社联合社组建的动机及障碍模型。

1.2　数据来源

为获取有关于影响联合社组建因素的一手数据和资料，调研团队于2021年4—8月深入山东省进行调研，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共选择24家合作社、6家联合社和30家联合社成员社（为保护调研对象隐私，避免影响其正常运行，经相关农民合作社同意，本文用英文字母A及阿拉伯数字表示对研究结论有说服力的代表性个体，如A1、A2、A3⋯⋯），调研对象为各合作社理事长或主要负责人，采用问卷提纲的形式与调研对象进行半结构式访谈，主要包括实地面谈和电话访谈两种访谈方式，访谈过程中鼓励受访者直观表达其对于问卷题项的态度和真实感受。访谈时间30~120 min，访谈内容包括合作社、联合社及成员社的基本情况、农民合作社组建联合社的促进因素及制约因素等方面。访谈样本数和访谈内容遵循信息饱和原则，即当不再有新的信息出现时停止访谈。

调研对象的基本信息如表 1所示。由表 1可知，大多数合作社的成立年限在7~10年、占38.89%；注册资金方面，500万以下的合作社数量最多、占42.59%；行业类型方面，主要从事瓜果蔬菜类的合作社数量最多、占46.30%；示范等级方面，无示范级别的合作社数量最多、占42.59%。大多数联合社的成立年限在4~6年、占50%；注册资金方面，500万~1 000万的联合社数量最多、占83.33%；从事行业类型方面，主要从事瓜果蔬菜类的联合社数量最多、占67.77%；示范等级方面，无示范级别的联合社数量最多、占33.33%。

2　实证分析 2.1　范畴提炼与模型构建

2.1.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指通过对获得的访谈数据逐步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化以正确反映资料内容的过程^[13]。首先将信息逐个标签化以获得初始概念，如将“合作社通过联合使得单体合作社获得线上线下双重销售模式”归纳为“拓宽渠道”范畴，由此形成多个标签。本研究将出现频次较高、代表性较强的原始语句编码处理，得到36个初始概念和19个初始范畴，由于资料的开放性编码过程涵盖大量文字，为节省篇幅，选取部分原始访谈语句作为代表^[14]。开放式编码示例见表 2。

2.1.2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将开放式编码形成的各独立的范畴连接起来，发现范畴之间的共性和逻辑联系，从而使范畴在性质和类属上进一步收敛，形成更高层面的主范畴^[15]。通过主轴编码最终归纳出6个主范畴，主范畴与范畴之间的关系内涵见表 3。

2.1.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指在主、副范畴抽象的基础上进一步以“故事线”的形式理顺各范畴间的逻辑关联^[16]。本文提炼出几个主范畴后，深入分析主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17]，最终将核心类属确定为组建联合社意愿，以核心范畴为延展形成利益型动机、价值型动机、管理型障碍、素质型障碍、交互型障碍、社会环境6大主范畴，对核心范畴内涵进行丰富充实。最终形成比较系统的农民合作社组建联合社的动机及障碍模型，如图 1所示。

2.1.4 理论饱和度检验　作为决定停止采样时间的鉴定标准，当不能通过获取额外数据以使分析者进一步发展某一范畴时，则达到理论饱和^[18]。基于此，本研究将收集到的剩余20个访谈对象数据继续比较，对联合社组建动机及障碍因素进行检验，通过三级编码不断提炼并形成概念、范畴和主范畴，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新的重要范畴和新的构成因子^[19]，且主要范畴之间的联结关系也没有新的变化，由此认为现有研究在理论上已经达到饱和状态，可证实核心概念模型的构建合理有效。

2.2　模型阐释

本文以扎根理论为基础，对合作社、联合社及其成员社的访谈数据进行编码和解析，得出6大主范畴，最终构建合作社联合社组建的动机及障碍模型。

2.2.1 利益型动机和价值型动机是合作社组建联合社的内在动力　扎根理论分析结果表明，合作社产生组建联合社的意愿源于两种内在动力：一是为提高经济效益的利益型动机，二是难以用利益直接量化的价值型动机。访谈过程中，大多数合作社表示，经营效益、销售渠道、资源共享和产业链增值等是组建联合社时首先考虑的现实因素，因此认为利益型动机是促使其产生组建意愿的重要内生动力。调查得知，10年前组建联合社只是数量上的简单加总，参与组建的合作社仅关注生产方面的合作，导致大部分的联合社成员社并没有得到实际效益的提升；而如今合作社组建联合社是为了整合资源和实现全产业链的合作，其成员社的经营绩效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组建联合社以前，由于单个合作社缺乏相关销售渠道^[20]，导致其在销售农产品时要经过经销商，最终只能以较为低廉的价格进行销售；而组建联合社后，成员社之间通过资源共享（土地、人才、技术、物质等资源的整合）进行产业链增值，有利于实现优势互补，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增强各成员社议价能力，带动销售价格提升，促进规模经济最大化。例如，A1表示“联合社为我们提供了小麦、玉米机收、耕地+ 播种、流通、储存、加工、出口等‘一条龙’作业服务，以低于市场作业价格与社员签订合同，极大地提高了农作物产量”。联合社的组建使单个合作社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成员社之间形成利益共同体，大大降低其面临的产业风险和市场风险，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共赢。

价值型动机促使合作社产生价值归属，进而激发合作社产生组建联合社的意愿。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合作社需要通过社社联合扩大规模，形成生产经营的规模化。调研对象A2表示，“我们会选择规模比较大的合作社来扩大自身规模，规模越大，越容易缩小在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风险”，可见扩大规模会使合作社萌生组建联合社的想法。同时，单个合作社在面对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较大时，与之抗衡的力量较小，无法与大型企业、商超等市场主体谈判，通过组建联合社可以扩大销售范围，进行跨区域和出口销售，逐渐在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有效提高谈判能力。此外，访谈发现单个合作社的品牌知名度越高，组建意愿越强；当某一合作社在组建联合社后其产品的品牌在市场上获得更高美誉度，则会激发同地域合作社参与组建的意愿。例如，A3表示“我们合作社在组建联合社后根据地域情况打造出更有特色的农产品品牌，让社员腰包变得更鼓了，留在联合社实现了自我价值”。

2.2.2 交互型、管理型、素质型障碍抑制合作社产生组建联合社意愿　交互型障碍主要包括社社之间沟通不畅、存在差异、示范效应薄弱以及名誉受损等，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会弱化合作社组建联合社的意愿，进而抑制其组建行为。合作社组建联合社的关键在于，社与社之间能否发生有效的沟通与互动。沟通和互动为联合社的成功组建提供了媒介，如果这一媒介不能保证，组建意愿就会受到干扰，进而导致向组建行为的转化无法完成。合作社之间的关系紧密也会正向促进联合社的组建行为，但合作社之间如果在供给和需求上没有达成共识，同域型联合社带来的负面效应则会对组建过程造成阻碍。例如，A4表示“我们合作社重视生产、销售，现与注重加工类的合作社进行联合的意愿较大，但我们区域基本没有加工类的合作社”，A5表示“区域内组建的联合社并没有为我们成员社和社员带来更多的实际收益，也没有进行规范管理”。表明样本地区同域型联合社的示范带动作用不强，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旦被广泛传开，会导致外界对联合社的真实性产生怀疑，最终影响联合社的社会声誉，大大降低合作社组建联合社的意愿。

管理型障碍是由大社控制、责权利不统一和经济亏损等原因引起的制约联合社组建的因素。首先，带头社在联合社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带头社利用其独特资源优势以大欺小、损害其他合作社及其社员的利益，造成联合社经营管理中“一社独大”的问题，就会打击其他合作社参与组建联合社的积极性，甚至会发生抵制组建的行为。其次，如果联合社在组建后内部出现了责权利不统一、经营管理矛盾激化、决策机制不规范等问题，会造成联合社的竞争力和生命力降低，成员社之间的凝聚力被弱化，对其持续健康发展影响巨大，会大幅度降低合作社组建联合社的概率。此外，调研对象提到不愿组建联合社的一大原因是对经济损失的担忧。例如，A6表示“目前合作社发展状况不理想，既没有能力又没有想法去改变现状，看到有的合作社在组建联合社时资金不足还会向其社员额外征收费用，这在我们合作社不太容易实现”。说明某些合作社出于对潜在经济受损风险的规避，不愿去选择组建联合社。素质型障碍包括理事长思想传统和合作社人才匮乏两个范畴。研究发现，组建后的联合社既期望有具备市场开拓能力的理事长，依靠他们的沟通、创新和经营管理等能力获得核心优势，又希望获得理事长的高度重视，以此帮助联合社赢得更宽阔的市场。事实上，由于部分理事长的思想相对传统，对联合社的认知程度较低，缺乏创新思维，最终导致合作联合没有进展，组建行为难以实现。例如，A7表示“我年纪大了，精力也有限，只想维持现状，不知道联合社是什么”。调研还发现，合作社经营管理和生产技术人才的数量也会影响其组建行为。例如，A8指出“村里交通条件不是很发达，科技投入也少，许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回村发展，没有带来更多的创新性”。

2.2.3 社会环境因素在组建意愿向组建行为的转化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　政府政策、市场竞争和示范带动等社会环境因素对组建联合社具有重要影响，起到减弱或增强组建行为的调节作用。政府政策是合作社组建联合社的一个关键促进因素，推动组建意愿向其行为的转化。深度访谈了解到，大部分受访者认为政府对联合社的资金扶持和推广力度越大，合作社组建联合社的意愿越强烈，组建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大，成员社的市场竞争地位越容易提高。例如，A9表示“如果政府支出一部分资金用于联合社发展，证明联合社确实能提高社员收益，我们还是愿意选择组建联合社的”；A10也认为“农业企业、政府都可以（推广），但由政府推广带来的效果会好很多”。此外，市场竞争也是影响合作社组建联合社的重要社会环境因素。市场环境瞬息万变，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合作社之间的竞争往往是比较激烈的。当单个合作社的盈余达不到预期，就要做出相应调整，有效途径之一是组建联合社。例如，A11表示“现在我们农产品的品质要优于其他合作社的农产品，但是价格却比他们低，就是因为他们了解市场需求，和一些农业企业进行了合作，所以卖出了好价格”。同时，示范带动效应也会推动联合社组建行为的发生。对于合作社来说，其可以从联合社的成功经验中吸取大量极具参考价值的信息，以此改变对联合社的认识。拥有典型联合社的地区能够凭借其较强的示范效应促进合作社产生组建意愿，而此类联合社贫瘠的地区则很少产生组建意识和想法。例如，A12表示“有的合作社看到其他合作社组建后农产品产量高且卖得好，就会有想法去组建”；A13表示“很多合作社都是跟风，你做得好，他也就跟着做”。对于某些经营能力较强的合作社而言，他们更愿意去尝试和其他合作社一起组建联合社，通过整合资源和创新性技术，实现更高水平增收，提高社员的幸福感和满足感。例如，A14表示“我们（合作社）在种苗、加工方面有技术需求，如果其他合作社有我们需要的技术、人才，那和他们联合起来也挺好”；A15表示“看到当地出现了一些成功组建联合社的实例，效果比较突出，解决了单个合作社的销售难、加工粗等一系列问题”。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本研究通过与合作社、联合社及其成员社的理事长深入访谈发现，与10年前相比，影响联合社组建的因素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一是由关注数量合作向注重质量合作的转变。过去组建联合社只是“数量”上的加总，未考虑到匹配性问题，导致掺杂一大批没有实质经营业务的空壳社；当前的合作社联合关注到资源、技术和生产资料的整合，尤其是人才资源、技术设备和生产经营模式方面的共享式合作；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联合社对乡村产业兴旺的促进作用愈发突出，其内部对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追求也更为显著，由此催生出的利益型动机和价值型动机也成为联合社组建的内在动力。二是由侧重生产前端合作向全产业链合作的转变。以前组建联合社仅关注生产环节上的合作，难以获得产业链高端的丰厚利润；如今的合作是市场及全产业链的联合，包括全程农业托管，如产前生产要素及农资供应、产中专业化高效管理、产后对接市场需求等。三是由被动合作向主动合作的转变。以前组建联合社大多是为获取政府奖励和国家扶持资金，或是在当地政府片面绩效观作用下进行的被动联合，基于上述情形而组建的联合社往往难以持续运作，发展至今大多已濒临破产或成为空壳；如今的合作社组建联合社多是出于主动，以此寻求自身更高质量的发展。究其原因，现阶段向好发展的合作社大多有着思想较为开放的理事长，社内专业人才数量也较多，并且愿意与其周围的合作社进行成果分享、信息交流和友好互动，在这种乌托邦氛围中，合作社对经营绩效和社会地位的追求会引导其产生更进一步合作的想法，联合社组建的意愿逐渐提高。四是由形式合作向实际建设转变。合作社组建之初，组织模式单一松散，运行系统杂乱无章，生产经营也并未实现标准化，单纯表现为形式上的联合；如今合作社组建正在逐步走向规范化，成员社的入社制度有了法律保障，已具备较为完善的风险共担及盈余分配等规范机制。

3.2　建议

一是强化合作社组建联合社的利益型和价值型动机。农业相关部门应以提高经营效益、拓宽销售渠道、促进产业链增值等为培训重点，多渠道全方位地提高合作社组建联合社的积极性。通过加大微信、抖音等社交平台对联合社专题的宣传力度，及时更新组建过程的动态变化，科学有效地处理舆论信息，持续提升合作社对联合社的认知水平。同时，重点关注组建后产生较高效益的合作社，组织周边合作社前往考察学习，使其深入细致地看到合作社加入联合社后产生的明显变化，深切感受到联合社在带动社员增收致富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以实际效果减弱他们在参与组建联合社时的担忧和顾虑。二是加强合作社组建联合社中的交互性沟通。加强合作社之间的沟通与联系，有助于资源、技术、信息、产品等生产要素的流通，弥补单个合作社难以解决的问题，提高合作社对联合社的信任程度。持续推进合作社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合作社信息发布机制，打通合作社之间的信息壁垒，通过及时有效的信息为合作社更高质量、更高层次组建联合社提供基础保障。此外，要加快推进联合社及其成员社关系的优化提升，让成员社都能平等参与到联合社的事务决策中。三是规范组建联合社带头社的内部管理。带头社应持续加强内部管理的规范建设，对规章制度作出更为详细的规定；应设置独立的财务账户，进行财务核算及监督；同时，严格执行盈余返还机制，实行账目公开。带头社要充分考虑联合社及其成员社的利益，合理分配好成员社的份额，推进联合社长远发展。四是发挥理事长在组建联合社过程中的领导作用。对于缺乏社会资源和信息渠道的理事长，政府要为其提供外部支持以提升其对联合社的认知水平。通过对理事长进行联合社相关理念的宣传培训，实现同行间的交流与联合。对于社会资源广阔的理事长，政府应鼓励其与周边合作社加强联系和交流，以促进市场信息传递和资源共享，实现合作社之间的互利共赢目标。五是强化政府对组建联合社的推动作用。政府可以投入部分财政资金去扶持创立一批规模大、经济效益好、竞争力强、全国范围内有较高知名度和美誉度的联合社，充分发挥高质量联合社的“领头雁”作用，实现其正面示范价值，引导更多的合作社组建联合社。此外，相关法律应对联合社成员社民主管理的“一社一票”模式做出更加详尽的规定，通过不断完善利益分配制度，让社员实际参与到联合社的运营管理过程，推动联合社进入高质量、高层次的健康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