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意义】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对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确立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先后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等一系列规划和政策文件，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迈上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国内外诸多研究表明，城镇化对于提高农民收入和缩小收入差距起到至关重要作用^[1-3]。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增加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收入；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的机械化、规模化、集约化特征越发明显，留守农民的人均产出效率得到有效提升^[4]。珠三角地区是我国三大城市群中最有经济活力、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区域，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大局中具有突出的带动作用和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近年来，随着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城市落户限制的放开放宽，珠三角地区吸引了大量人口就业、落户，城镇化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21年城镇化率达87.47%，高于长三角地区(77.5%)、京津冀地区(68.7%)，甚至超越欧美发达国家70%~80%的城镇化水平，但是城镇化质量不高和城乡市域间收入差距大的问题仍然突出^[5]。珠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可否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机遇？对该问题展开研究有助于对新型城镇化战略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关系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和评估。

【前人研究进展】关于农民增收的路径选择，学术界从城镇化^[6]、农业生产性服务^[7-9]、农村劳动力转移^[10-11]、农地流转^[12-14]、财政支农政策^[15-17]、农户受教育程度^[18]等角度研究如何促进农民增收。关于城镇化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学者们主要从理论和实证检验两方面进行研究。其中，部分学者从理论层面论证城镇化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机理，包括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扩大农产品市场需求等^[19-21]。还有学者基于所掌握的数据实证检验城镇化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效应，认为城镇化能有效促进农民收入增长^[22-33]。研究尺度主要包括国家、省域、市域层面，研究方法也不同，包括向量自回归模型^{[22, 28]}、面板数据模型^{[24, 32-33]}、空间计量模型^{[25, 30-31]}等。【本研究切入点】以上研究对探讨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提供了诸多方法与结论。但在研究内容上，以上文献对于城镇化水平的度量大都仅考虑人口城镇化单一指标。【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以珠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尺度，分析2010—2021年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收入变动阶段性特征，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检验新型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以期为珠三角各市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和农民增收政策的制定提供实证依据。

1　研究区域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珠三角地区位于广东中南部，珠江下游，毗邻港澳台，与东南亚地区隔海相望，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9市，土地面积547.66万hm²，占全省30.5%；海陆交通便利，拥有先进的制造业基地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与毗邻港澳所获得的资本技术外溢，使珠三角地区逐步发展成为我国人口集聚最多、创新能力最强、经济最发达、城镇化程度最高的三大城市群之一。区域内拥有广州、深圳两个超大城市，东莞、佛山两个特大城市，中山、惠州、珠海、江门4个Ⅱ型大城市，肇庆1个中等城市(表 1)。在国家战略的推动下，珠三角地区携手香港、澳门共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比肩的世界四大湾区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推动珠三角九市城乡一体化发展，全面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和水平，建设具有岭南特色的宜居城乡。《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年)》提出，到2025年珠三角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90.5%。

1.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1.2.1 变量选择　以2010—2021年珠三角9市新型城镇化水平和农民收入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变量选取如下：

(1)被解释变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包含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4项，常用来衡量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购买力。在计量模型中，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

(2)核心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新型城镇化水平。借鉴已有研究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关于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选取人口城镇化率、土地城镇化率、经济城镇化率、就业城镇化率来反映新型城镇化水平。其中，人口城镇化率采用城镇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表示，土地城镇化率采用建成区面积与区域总面积之比表示^{[31, 34-36]}，经济城镇化率采用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表示，就业城镇化率采用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表示。

(3)控制变量。分析过程控制了一些可能影响农民收入的政策环境、产业特征、要素投入等变量，选取财政支农支出、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水平、农业规模化经营水平、工业化水平等5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财政支农支出采用财政农林水支出与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比值表示，农业结构调整采用养殖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表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采用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值表示，农业规模化经营水平采用耕地面积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比值表示，工业化水平采用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表示。

1.2.2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2011—2022年《广东统计年鉴》《广东农村统计年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以及各地市统计年鉴。为尽可能消除异方差影响，本文对被解释变量取自然对数处理。运用Stata15.0进行数据的相关性检验和面板数据模型参数估计。面板数据样本包括2010—2021年珠三角9市的数据，其中，截面个体(N)9个，时间跨度(T)12年，总体样本108个。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所示。

1.3　研究方法

1.3.1 非参数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是一种估计概率密度函数的非参数方法，其优点是不需要进行任何参数模型建设，能够用连续的密度曲线描述随机变量的分布形态和演进特征。

式中，n为市域个数，y_i为第i个城市的农民收入，y为全部市域农民收入的均值，h为带宽，K(·)为核函数。本文采用高斯核密度函数对珠三角9市农民收入时序动态演进进行估计。曲线重心位置刻画农民收入水平演进特征，曲线主峰高度刻画农民收入差异演进特征，曲线波峰数刻画农民收入多极化演进特征，曲线拖尾长度刻画农民收入空间差距的演进特征，曲线拖尾厚度刻画高(低)收入占比演进特征。

1.3.2 面板数据模型构建　面板数据模型能同时反映研究对象在时间和截面两个方向上的变化规律，具有解决遗漏变量和提供更多个体动态行为信息的特点，并可以减少多重共线性带来的影响^{[24, 37]}。模型设定如下：

式中，i=1, 2, …, 9, 表示9个截面个体；t=2010, 2011, ..., 2021，表示12个年份。income表示地区农民收入水平；x表示解释变量，k表示解释变量的个数，包括人口城镇化水平、土地城镇化水平、经济城镇化水平、就业城镇化水平等4个变量，β_k表示解释变量的待估参数；controls表示控制变量，m表示控制变量的个数，包括财政支农力度、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农业规模化经营水平、工业化水平等5个变量，λ_m表示控制变量的待估参数，ε_it为随机误差项。

2　珠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农民收入的动态分析 2.1　新型城镇化进程

2.1.1 新型城镇化特征　与其他城市群相比，珠三角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具有4个特点：一是人口集聚度持续加大。珠三角城市群始终是广东常住人口数量增幅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区域。2021年，珠三角地区年末常住人口7 860.60万人，比2010年增加2 237.65万人，人口增量占全省人口增量的99.76%；占全省常住人口的比重达61.97%，比2010年提高8.12个百分点，集聚了广东一半以上的常住人口；人口密度不断扩大，从2010年的10.27万人/hm²上升到14.35万人/hm²，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7.06万人/hm²)的2倍。二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持续稳步提升。2021年，珠三角9市拥有城镇人口6 875.67万人，占广东城镇人口总量的72.63%；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10年的82.71%提高到87.47%，远高于广东及全国平均水平(图 1)，其中深圳99.81%、佛山95.21%、东莞92.24%、珠海90.57%，高于上海(89.3%)、北京(87.5%)。三是户籍制度改革持续深化。2010—2021年，珠三角地区户籍人口从3 024.57万人增加到4 015.66万人，增加991.09万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取得实质性进展。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限制。2021年12月1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年)》，提出“调整完善广州、深圳两个超大城市的落户政策；精简落户积分项目，确保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全面放宽特大城市和Ⅰ型大城市落户限制，将落户条件中对参加城镇社会保险的年限要求由不超过5年进一步放宽到3年以下。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Ⅱ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落户限制，确保外来常住人口落户标准一视同仁。”按照这一思路，中山、珠海、惠州、江门、肇庆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另一方面，深入实施市民化配套政策。珠三角地区充分发挥中央和省级财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作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各县区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基本公共服务。2020—2022年，广东省下达珠三角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分别为12.96亿、11.72亿、17.45亿元，占奖励资金总量的46.1%、46.69%、52.33%。四是未落户常住人口享有更多更好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珠三角地区在持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快速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社会保障方面，截至2021年底，珠三角地区基本医疗、基本养老、生育、工伤、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6 181.54万、4 721.05万、3 511万、3 494万、3 344万人，是2010年的1.68倍、1.97倍、1.99倍、1.51倍、2.47倍。其中，基本医疗、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78.64%、60.06%，分别提高了13.25个百分点和17.38个百分点，社会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表 3)。在义务教育方面，广东省财政将外来人员子女全部纳入免费义务教育补助范围，对在普通小学(包括民办学校)就读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除全部学杂费和课本费。

2.1.2 新型城镇化制约因素探析　珠三角地区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城镇化质量不高、供需不匹配、城乡市域收入差距大、土地资源紧缺等问题仍然突出。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有待提升。珠三角地区年末常住人口数与户籍人口数的差值，从2010年的2 598.38万人增至2021年的3 844.94万人，有序推进常住人口市民化依然任重道远。主要原因是珠三角地区外来人口众多，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供给不足，尤其是不少地区的教育资源仍是按照户籍人口而非常住人口配置，导致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难问题较为突出。二是城乡市域收入差距大。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显著提高，珠三角地区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延续扩大态势。从表 4可以看出，2021年珠三角地区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为34 653.95元，大于浙江(33 240元)、江苏(30 952元)；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为2.14:1，高于同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浙江(1.94:1)。另一方面，珠三角9市农民收入明显分成两个梯队，深圳、东莞、中山、佛山、广州、珠海6个核心市农民收入水平明显高于惠州、江门、肇庆3市，其中东莞农民收入是肇庆的2倍。三是土地开发强度较高。2018年，珠三角地区土地开发强度已达17.79%, 9市中有4市超过30%的国际警戒线。其中，东莞、深圳，分别为49.05%、47.68%；中山、佛山，分别为38.75%、37.79%，珠海、广州已接近30%，分别为27.54%、25.49%。

2.2　农民收入时空变化特征

2.2.1 时序变化特征　为科学反映市域尺度下珠三角地区农民收入的动态演进特征，采用珠三角9市面板数据对农民收入进行核密度估计，借助Eviews10软件绘制2010年、2015年和2021年的农民收入核密度分布曲线(图 2)。从曲线位置来看，农民收入的核密度曲线位置整体呈向右偏移，且移动距离较大，表明研究期内农民收入水平呈上升趋势。从曲线形态来看，主峰波峰高度呈下降趋势，由尖峰形态向宽峰形态演变，分布区间变宽，右侧拖尾拉长，表明研究期内农民收入市域间差距在不断扩大。从曲线波峰数量来看，由多峰向单峰演变，密度曲线偏平，表明研究期内农民收入多极分化现象逐渐消失，呈现出向高值区扩散态势，存在较大的市域差异。

2.2.2 来源结构特征　从收入总量来看，珠三角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提高，2021年为30 464.7元，但总量低于上海(38 521元)、浙江(35 247元)、北京(33 303元)。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东莞以43 187.76元位列全省第一。除深圳外，珠三角5个地市超过3万元，分别是东莞、中山、佛山、广州、珠海。从收入结构来看，东莞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高达35 160.96元，稳居全省第一，其后依次是中山、广州、佛山、珠海，均超过2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的5个城市，均拥有较高的工资性收入，可见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创业就业、拓展农民就业空间对增加农民收入非常关键。

房屋出租、集体分红等财产性收入为珠三角地区农村居民重要的收入来源，东莞、中山、佛山等部分城市的财产性收入接近甚至超过经营性收入。从市域差异来看，东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工资性收入最高，肇庆最低、仅为东莞的52.54%、35.68%；惠州人均经营净收入最高、为7 531.83元，江门最低、仅为惠州的38.84%；佛山人均财产净收入最高、为5 122.41元，肇庆最低、仅为佛山的11.95%；肇庆人均转移净收入最高、达3 766.37元，其他城市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从城乡差距来看，广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14∶1，其他各市均小于2∶1(表 5)。

2.2.3 空间变化特征　运用ArGIS自然断点法将2010年、2021年珠三角9市农民收入划分为高、较高、中等、较低、低5个等级(图 3)。2010年，珠三角地区农民收入总体处于较低水平，农民收入处于高水平等级有1个(深圳)，处于较高水平等级有1个(东莞)，处于中等水平等级有3个(广州、佛山、中山)，处于较低水平等级有2个(惠州、珠海)，处于低水平等级有2个(肇庆、江门)。2021年，珠三角地区农民收入得到较大幅度提升；中山跃居较高水平等级，处于较高水平等级的城市数量增加到2个；珠海跃居中等水平等级，处于较低水平等级城市减少为1个，中等及以上等级区在珠三角核心区集中连片分布，较低及以下等级区则趋于珠三角东西两侧边缘分布。

2.3　新型城镇化与农民收入相关性分析

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值、人口城镇化率、土地城镇化率、经济城镇化率、人口城镇化率等指标进行相关性检验(表 6)。结果显示，农民收入水平与新型城镇化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与土地城镇化率的相关系数为0.706，与人口城镇化率的相关系数为0.664，与就业城镇化率的相关系数为0.651，与经济城镇化率的相关关系为0.487，但与农业结构调整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相关性。

综合来看，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珠三角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在攀升，两者之间表现出明显同向的发展趋势；新型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城市，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也较高。相关分析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型城镇化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当然，这一关系仍需后文的实证检验来印证。

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3.1　模型设定

面板数据模型通常有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在进行实证分析时应根据样本数据情况进行选择。在模型形式选择上，通常先采用F检验选择混合回归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原假设为使用混合回归模型；然后，采用LM检验选择混合回归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原假设为使用混合回归模型；再采用Hausman检验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原假设为使用随机效应模型。本文使用Stata15.0计量软件，选用农民收入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模型设定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7所示。通过F检验，发现F统计量的概率为0. 0000，拒绝建立混合回归模型原假设，说明存在个体差异，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回归模型；LM检验得到的P值为1.0000，接受建立混合回归模型原假设；Hausman检验的P值0. 0000，拒绝使用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因此，本文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3.2　模型结果分析

实证检验结果(表 8)显示，固定效应模型的R²值较大，说明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人口城镇化率、土地城镇化率、经济城镇化率、就业城镇化率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系数分别为2.3580、3.8598、23.4348、1.6974，分别在5%、1%、1%、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就业城镇化均显著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能够有效促进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1)人口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即人口城镇化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民收入提高2.358%，说明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就业，从事劳动生产率更高的第二、三产业，为其带来了较高的非农收入。《广东省“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提出，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落户限制；确保广州、深圳积分落户政策中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在除广州、深圳外的珠三角城市探索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带来的户籍管制政策的放松有可能进一步促进农民收入增加。

(2)土地城镇化的系数显著为正，即土地城镇化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民收入提高3.8598%，说明城镇化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可以增加农民收入。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大力推进，城市空间的扩张极大地刺激了其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城镇周边的农村土地逐渐转为建设用地，其土地价值随之增加，处于城郊的农民则能在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或土地参股的过程中获取城市经济附着在土地上的增值收益，从而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3)经济城镇化的系数显著为正，即经济城镇化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民收入提高23.4348%，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明显，说明产业结构的优化可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更多非农就业岗位和机会，决定供给就业岗位的能力，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较大。

(4)就业城镇化的系数也显著为正，即就业城镇化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民收入提高1.6974%，说明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的提高可以有效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5)工业化的系数也显著为正，即工业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农民收入提高18.3672%，说明工业化水平能给农民带来较大幅度的收入增长。这可能是因为，工业化发展能带动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而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的高低决定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对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较强的促进作用。

(6)财政支农力度、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农业规模化经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在于珠三角地区农村居民的家庭经营收入中农业经营收入占比较小，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更是微乎其微，因而支农政策、农业结构、经营规模、生产性服务业等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不显著。

4　结论与建议

城镇化的本质是通过劳动力和要素的集聚效应实现集聚经济。新型城镇化更加注重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同步协调发展，更加注重农村剩余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其带来的农村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改革则为农民增收带来机遇。本文基于2010—2021年珠三角市域面板数据，分析新型城镇化进程与农民收入的动态变化趋势，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新型城镇化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一是珠三角地区集聚了广东一半以上的常住人口，人口城镇化率高达87.47%；随着城市落户限制的全面放开放宽，常住人口享有更多更好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但城镇化质量不高、供需不匹配、城乡市域收入差距大、土地资源紧缺等问题仍然突出。二是珠三角地区农民收入水平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向高值区扩散且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市域间绝对差距扩大，农民收入来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财产性收入是珠三角地区农民收入的一大特点，东莞、中山、佛山等部分城市的财产性收入接近甚至超过经营性收入。三是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就业城镇化均显著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也就是说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能够有效促进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研究表明，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是珠三角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应采取长期有效的政策措施，推动新型城镇化由高水平向高质量转变。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一是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全面均等覆盖常住人口，促进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推动居住证制度覆盖全部未落户常住人口，保障居住证持有者在居住地享有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的待遇；以子女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险、住房保障等为重点，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全面均等覆盖常住人口，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二是推进县城和重点镇建设，优化城市群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格局。实施小城镇品质提升行动和美丽圩镇建设攻坚行动，推动镇村联动发展，大力发展农村电商、仓储物流、餐饮民宿、乡村旅游、休闲养生、养老护幼等乡村新型服务业，推动农村转移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三是优化产业结构，吸纳更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构建以科技创新为支撑、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现代服务业及现代农业配套完善的现代产业体系，增强城市就业承载能力，吸纳更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加强农业转移人口就业技能培训，深入实施“粤菜师傅”“广东技工”“南粤家政”三项工程，提高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