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意义】家庭农场是现阶段我国最适宜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新时代国家农业政策的重点扶持对象，更是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选择^[1-2]。充分发挥高度都市化地区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缩小城乡差距，是都市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重要任务，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在农业发展进入转型升级攻坚期的背景下，对都市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和转型过程中所体现的特点进行梳理，能为解决农户生产经营过程中面临的实质性困难找到着力点。

【前人研究进展】在都市化地区的农村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特点研究方面，杨红等^[3]对北京、上海、广州的研究表明，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降幅减少，今后家庭经营性收入可能成为增加农民纯收入的重要途径。广州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所占比重明显高于北京和上海，对其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特点进行研究极具代表性。2011—2017年，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广东农民收入最主要组成部分，经营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起重要补充作用^[4]，涉农政策也向加工流通、休闲农业等转移，高度都市化地区需要探讨的是进一步开拓市场和转型升级问题^[5-9]。

有研究证明，都市化地区农民经营性收入受到城市关联政策^[3]、特定稀有资源^[10]、城郊环保要求^[11-12]、交通区位^[13]的影响，特别是生态保护政策的实施，对依赖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程度不同的农民群体产生不同影响^[10]，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也表现出较明显的区域差异和群体差异。中西部地区农民相对更容易受到政策影响，且低收入农民对政策的影响更为敏感^[14]。提高机械化水平和流转土地等措施^[15-17]对某些地区的可行性和适用性有限。研究也表明，对经营性收入依赖度的差异，会使土地流转的增收效果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18-19]。对都市化地区而言，通过互联网、电商等途径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效果可能更加显著^[20-21]，对直播电商的农民增收影响机制研究^[22-23]也表明，新业态促进农民增收潜力巨大。

在措施研究方面，城镇化发展对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具有空间溢出效应^[24]。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25-26]，包括引进外部资金、项目，加强合作，加大示范与科技推广，加大招商引资，建立当地的特色产业，充分发挥非农产业带动作用等能有效促进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此外，还有产业融合、完善农村产权制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等措施^[27-28]。近年来，不少研究从城镇化的空间溢出效应^[29-31]、城乡收入流动^[32-33]、增加城乡事务的财政投入^[34]等视角出发，对促进农民经营性收入进行探讨，对农民收入增长与城市化发展的协调提出对策建议。

【本研究切入点】据统计，2021年全国8个省份城镇化率超过70%，其中，广东城镇化率为74.63%，位列上海、北京、天津3个直辖市之后；广州市城镇化率为86.46%，都市化进程将迈入相对深入的阶段。粤港澳大湾区都市现代农业引领全省乡村振兴，但对都市农业发展最为成熟的广州市家庭经营主体研究相对缺乏。2014年，《农业部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坚持了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适合我国基本国情，符合农业生产特点，契合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是农户家庭承包经营的升级版，已成为引领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力量。2020年，农业农村部印发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规划(2020—2022年)》指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发展存在区域性不平衡问题，家庭农场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制约短板依然突出。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研究广州市家庭农场的收入构成及经营特点，分析高度都市化地区农村家庭经营收入近年的发展特征，研究对象涉及专业种养、农资服务、农产品流通加工服务、观光休闲与农家乐等新型都市农业业态，涵盖蔬菜、水产、水果、花卉苗木、水稻、畜禽等当前都市农业主要产业，探究都市化地区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的瓶颈因素并提出对策建议。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统计年鉴、农业农村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及抽样调研农户等；主要研究方法为统计归纳法和对比分析法。

一是主要采用2018—2021《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和《广州统计年鉴》等数据，分析广州市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发展趋势与特征。研究指标主要包括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构成、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经营净收入、不同收入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经营净收入，以及不同收入层单个劳动力负担的人口数。

二是采用2016—2019年农业农村部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分析广州市农村居民更细化的收入来源差异和广州市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在各区分布差异。广州市农村固定观察点包括白云区长岗村、长沙浦村，番禺区沙北村、水门村，花都区莲塘村、东风村、永乐村、象山村，南沙区大坳村、雁沙村、西樵村、沙尾二村，黄埔区均和村、枫下村，增城区新山吓村、南池村、派潭村、陆村村、邓路下村，从化区盘溪村、新田村、水西村、大夫田村、锦二村，共24个行政村样本。

三是采用抽样调研数据，分析广州家庭农场经营现状、收入特征及其发展瓶颈。研究指标包括广州微观经营主体的年龄、学历、职业经历、农场成本收入、机械使用情况、劳动力人均经营面积以及农场经营收入等。抽样调研农户数据来源于2020年7月，采集广州白云、花都、从化、黄埔、南沙、番禺、天河和增城区21个村共34个家庭农场样本，农场主均为广州本地户籍。

2　结果与分析 2.1　广州市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发展趋势与特征

2.1.1 农村居民整体对经营性收入依赖减弱　统计数据显示，2017—2020年，广东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经营净收入从4 119元上升到4 585元，全国同期水平从5 028元上升到6 077元，2020年广东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经营净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4.56%，且4年间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呈逐渐加大的趋势。2020年，广州在广东20个地级市(深圳无该项数据)中农民人均经营净收入排名15(图 1)，低于同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惠州、佛山、肇庆、中山、珠海。2000—2020年广州市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变化较为剧烈(图 2)。随着广州市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比由40%增长到73%，广州市农村居民对经营性收入的依赖度从原来超过50%下降到约10%。经营性收入显著下降，使得本地农村居民务农积极性逐渐减弱，将家庭增收的精力更多放在非农业务上。

2.1.2 经营净收入对中等收入户贡献更显著　广州市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随着收入层次的提高而增加，但单个劳动力负担的人口数却随着收入层次的下降而增加(图 3)。在不同收入层次中，中等偏上收入户收入结构与总体平均水平接近；收入较低的农村家庭明显更依赖工资性收入，且其负担的人口数最多，生活压力在所有收入层次中最大；中等偏下收入户的转移性净收入比重最低。就经营性净收入而言，中等偏上收入户的经营净收入占比在5个收入层最高，比中等收入户高4%，即经营净收入对中等和中等偏上的收入户贡献更大。低收入户通过经营创收的能力最低，但却面临最大的生活压力。

进一步采用农业农村部固定观察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2016—2019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来源以家庭经营收入、本地从业工资性收入和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为主。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占比较全市平均水平高，表明广州市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样本比全市平均更依赖农业经营收入。图 4对固定观察点数据的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进行了细分，各类收入的绝对值均在增加，但不同类别收入对总收入的贡献程度存在差异。除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租赁收入占比有所下降外，其他类别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都存在不同程度增加，其中本地从业工资性收入占比增加最为显著。经营性收入在收入结构中的占比从2016年的37.99%下降到2019年的32.47%，下降幅度较大。工资性收入在收入结构中的占比从2016年的46.84%上升到2019年的50.74%，上升幅度较大。其中，本地从业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入构成中提升了约4个百分点，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占比几乎不变。财产性收入在收入结构中的占比则从2016年的4.68%上升到2019年的4.78%，上升幅度较小。其中，虽然利息、股息、红利收入的占比相对租赁收入提升的幅度更多，但利息、股息、红利收入在总体收入中发挥的作用仍然不明显。就转移性收入而言，离退休金、养老金及高龄津贴绝对值提升明显，在收入结构中的比例也从2016年的2.99%上升到2019年的3.79%，但在总体收入中发挥的作用并不显著。

整体而言，随着农村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多，工资性收入成为重要的农村居民收入重要来源，本地从业工资性收入有超越家庭经营收入的趋势。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收入的贡献度有待提升。此外，家庭经营创收能力最弱的低收入户，是所有收入层中对依赖工资性收入依赖度最大的，由于他们同时也面临着更大的生活压力，其收入结构将进一步向工资性收入倾斜，在后疫情时代，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结构亟需优化。

2.1.3 家庭经营性收入区域差异较大　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显示，广州市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在各区分布差异较大(图 5A)。对比家庭经营收入与总收入，只有南沙区和番禺区的家庭全年总收入增长与家庭经营收入增长趋势符合(图 5B)。由于花都区固定观察点水产养殖户较多，经营规模较大、收益高，因此家庭全年总收入整体更高。受城市征地因素影响，2017年黄埔区的农村家庭全年收入由于征地补偿同比增加10万元，2018年明显回落。虽然征地带来的收入没有延续性，但使广州市农村居民产生征地收益大大高出土地生产力的预期，“搏征地”获巨款的心态使农村居民无心经营农业。Jiang等^[35]指出，中国土地城市化(LUC)将有效扩大城乡社会经济系统(SEC)，这个效应在东部沿海地区尤为显著。黄埔区固定观察点的家庭收入因城市发展征地带来的剧烈变动，印证了在经济发达地区“搏征地”的心态对农村土地经营产生较大影响。

2.2　广州市家庭农场经营现状及其收入特征

本次抽样调研的家庭农场户主平均年龄51岁，参与经营劳动力平均5.5人；省级家庭农场2个，市级2个，区县级6个，暂无评级的共计24个、占比71%。其中有32个家庭农场的经营时长在3年以上。

2.2.1 家庭农场主职业经历过于单一　在受访的34个家庭农场中，41%的农场主学历为初中及以上，大专和本科学历水平以上占比低于30%，表明当前广州市家庭农场主在学历水平与知识文化上仍然有较大上升空间。高学历对提高家庭农场发展质量、家庭农场自身核心竞争力发挥关键作用，学历水平也是未来家庭农场在众多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中发展竞争力评价的重要指标。

样本家庭农场主非农业职业经历较为单一，主要转业经营农场以普通农民(26%)、打工者(32%)与经商者(29%)三类为主。目前由于广州市农村地区土地零散，土地经营权不稳定，难以成规模流转经营，进入农业经营的门槛更高，即使大湾区有巨大的消费市场，也令潜在投资人产生较大顾虑。从经营主体来看，广州市家庭农场缺乏“新鲜血液”。

2.2.2 经营业务向三产融合方向发展　受访农场经营业务涵盖粮食、畜禽、水果、水产、花卉苗木、休闲采摘、农家乐，其中专营家庭农场占大多数。在专营农场(53%)、结合采摘经营(11%)、结合农家乐经营(11%)、兼做小生意(3%)、兼打零工(3%)、存在其他收入形式(19%)等6项营收来源分类中，专营类农场的投入成本和收入都更高，而采取结合采摘和农家乐经营的农场，经营成本有所下降，收入效率更高。若存在“其他收入业务”，将产生较高经营成本，但收入也会增高。

当前广州市农村居民收入增加主要有扩大经营规模、提高产品专业性(建设品牌)，以及拓展其他收入来源3种途径。若以提高收入效果为目的，发展多样化的专业经营(种养结合)，或结合自身区位发展与服务相关的延伸产业(如农家乐、采摘、民宿)则收入提升更为显著。但并非所有农场主都具备“多产业发展”的意愿及条件。此外，样本农场在销售渠道上出现“两级分化”：有3种或以上销售渠道(32%)与只有单一销售渠道(50%)的农场数最多。样本中25个(约74%)家庭农场没有品牌，通过中间商贩销售农产品的12个农场均没有品牌，将明显限制销售渠道。同时，有特色品种的农场与仅有普通品种的农场比例为21︰13，表明面对市场竞争，多数农场主已经意识到种养特色品种的必要性。

2.2.3 绿色高效农业发展积极性不高　经营花卉苗木的农场主要以“直接丢弃”方式(35%)为主，其他经营者大多选择“处理后还田”(24%)或“其他方式处理”(29%)农业废弃物，表明中小规模农场主绿色发展理念不强。种养结合有利于农业废弃物的再利用，绿色、有机的种养方式能否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农村居民增收、农业产业新业态发展息息相关。据广州市农业农村局数据，截至2020年6月，广州市登记注册农民专业合作社1 454个、家庭农场404个，创建省级农业公园5个(位居全省第一)，全市有休闲农业旅游景点106个，表明广州市家庭农场具备将传统农业与旅游业结合发展现代农业的组织优势和良好条件。但当前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使农产品逐渐转变为以B2C方式销售，并针对城市居民健康消费的需求采用绿色、有机生产方式发展的思维并不普遍。此外，约67%的受访农场主没有采用农业设施或先进机械，实际情况中普通农户使用先进农业机械的水平更低。设施设备投入的缺乏，导致农业劳动力成本高，低效生产严重打击了经营者积极性。

2.2.4 家庭农场经营主体对未来发展前景以乐观为主　根据样本的家庭经营年总收入情况分为≤50万元收入组、51万~200万元收入组以及≥200万元收入组。整体而言，样本家庭农场种养收入占家庭经营总收入81%，平均毛利率13%(表 1)。3个收入组中，一是家庭经营年总收入≤50万元的农场样本，该组农场主在未来几年的种养规模规划中选择“保持”的有12家(约86%)，表明该组农场主对这个行业未来几年的发展前景持谨慎态度。二是家庭经营年总收入51万~200万元的样本农场，在未来几年的种养规模规划中选择“保持”的有7家(50%)，选择“扩大”的有6家(约43%)，表明该组农场主对这个行业未来几年发展前景持积极态度。三是家庭经营年总收入≥200万元的农场样本，农场主在未来几年的种养规模规划中选择“保持”的有3家(60%)，选择“扩大”的有2家(约40%)，没有农场主选择“缩小”，表明该组农场主对未来几年的农场规模规划仍然较乐观。其中该组样本中有唯一选择了缩小其他家庭经营规模的农场主，该农场主在从化主营水果(青梅和荔枝)，甚至愿意减少其他家庭经营收入也要发展和维持农业经营。进一步对比发现，≥200万元收入组的平均毛利率最低(7%)，分别为51万~200万元收入组、≤50万元收入组的21.8%、10.4%，表明广州地区只有少数农场能成为规模意义上的“大农场”，但要成为利润效率意义上的“大农场”尚有较大空间。

2.2.5 人均经营效率对经营总收入影响显著　进一步取3个家庭经营年总收入组的中位数进行对比，结果(表 2)显示，不同收入组的劳动力人均经营收入与劳动力人均经营面积两个指标的差距均显著，高收入组最为年轻，人均经营面积和人均经营收入都最高，表明人均经营效率对农场的经营总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学历水平分布来看，年收入高于50万元的农场主学历水平更高。随着受教育年数增加，农场主可能接触到的人脉圈和资源圈更广，获得先进理念、提升管理水平和拓展销售范围的机会更大，从另一个方面突显出劳动力“个体效率”对现代农业经营发展的重要性。

2.3　增收瓶颈分析

对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农场面临的问题进行归类统计，发现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农场最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存在差异(表 3)。一是家庭经营年总收入≤50万元的农场样本，面临的最大需求体现在发展资金不足和种养技能欠缺方面，表明该收入组的农场主当前对于流转土地以及机械化设备虽然采取较保守的态度，但对改善品种有较高的积极意愿；二是家庭经营年总收入51万~200万元的样本农场，面临的最大需求在资金和销售渠道开拓上，该收入组的农场主对于发展电商销售以及机械化设备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并对改善品种与流转土地有一定程度的需求；三是家庭经营年总收入≥200万元的农场样本，认为经营受“天气影响大”“土地承包期短”“季节性人手不足”“土地流转困难”以及“销售渠道不通”影响，五方面的问题相对分布平均，表明该收入组的农场主发展较为成熟，面临的问题范围更广，没有形成显著特征。对家庭农场发展面临的增收瓶颈进一步归纳如下：

2.3.1 资金不足导致经营产业化缺乏后劲　当前大部分农场缺乏资金。对比全国，广东的农民经营收入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对比全省其他地市，广州市的农民经营收入也较低。调研发现，在家庭经营总收入在200万元以内的农场主普遍表达了对资金的需求。单个农户家庭面临的资金瓶颈令家庭经营长期保持一家一户小规模经营，未能有更大的投入来突破、改善经营条件。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农村居民将家庭增收的精力更多地放在增加财产性收入与开拓非农业务上；同时，经营性收入在四大收入来源中逐渐下降，使本地农村居民务农的积极性进一步减弱。产生的后果体现在：一是投入农业的资金、资源不足，使家庭经营农场未使用先进农业技术，造成经营规模持续小而分散，生产效率得不到提高；二是农业生产成本持续上升，农民收益下降，影响农场经营者自身对农业的投资能力；三是本地农村居民对土地升值期望过高，导致土地转让成本高、阻力大，资本进入农村、投入农业的门槛和风险“双高”。

2.3.2 社会化服务落后导致创新要素流动不充分　调研样本在选择上是经营条件比较完善的家庭农场，但受访家庭农场的农业先进机械使用率仍普遍较低。虽然广州一直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在众多先进技术的加持下，现代农业能依靠设施装备、天气预测、病虫预警等手段大大减小风险，但是绝大多数农场都没能摆脱“靠天吃饭”的困境。从全市来看，基层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体系不健全、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基层推广组织力量薄弱，这些都严重制约着全市农业全面迈向现代化农业，也从根本上限制了农民增收。家庭农场在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农业保险范围窄、理赔额度低、农企接洽困难、合作短暂等问题。这也使绝大部分农村居民只能根据传统的种养习惯和市场信息去组织农业生产，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较低。此外，真正意义上的“家庭农场”的法律地位还比较模糊，产品被市场参与主体接纳，以及被顾客群体认知仍尚需努力；将加工、服务业等非农业务融入现代农村农业经营以吸引人才的机制仍然未够完善；对家庭农场的体系扶持以及经营规范性亟待提升。

2.3.3 销售渠道不通导致农村居民收入不稳定　调研反映了广州市家庭农场普遍面临销售渠道不通的问题。当前广州市家庭农场“发展电商销售”的意愿逐步显现，但是技术、资金等因素仍限制多数农户向电商销售方式转型，影响农户稳定增收。一方面，当前广州市在农产品的深加工方面的企业仍然偏少；另一方面，大部分小农场的信息化、平台化等现代交易手段没跟上，农业产业链延伸开发能力较弱，农产品以初级产品形式售卖为主。本次调研发现，通过电商或者采摘途径销售的农场均有农产品品牌。新开辟销售渠道将直接影响农民增收。

2.3.4 村庄基础条件不完善影响产业发展氛围　调研得知，为中等规模农场提供发展现代农业条件很有必要。农户普遍认为村庄的基础条件不能满足他们对农业产业化的期望与高水平发展。全年总收入20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组农场主，对未来几年的农场规模规划仍然以乐观为主，表示他们较一致地看好自己经营的家庭农场，并无农场主对农业农场经营意愿下降，说明农业未来的发展具有较好的潜力与吸引力。然而，发展现代化家庭经营所需要的种植大棚建设、工厂化养鱼的池塘建设、休闲观光农业的餐饮旅馆建设、产品仓储和电子商务所需的办公用房、农产品流通和深加工的道路厂房建设等，都严重受到农保用地政策的限制。

3　结论与建议 3.1　研究结论

(1) 高度都市化地区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缺乏内生动力。虽然广州经济发达，但其家庭农场的经营仍缺乏发展资金。数据表明，广州市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贡献并不显著，不能作为支撑家庭经营的资金来源，但因其城镇化水平高，可投资的选择更丰富，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反而得不到重视。相对于其服务业发达的城镇区域，高度都市化地区的农业相关社会化服务落后、销售渠道不通以及村庄基础设施条件不完善在众多行业中的不足被放大，加剧了农业经营面临的风险。此外，本地农户的土地征收期望相对较高，不愿意流转土地扩大生产规模，由此导致的生产效率低下也严重打击了农户长期留乡经营的积极性，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持续增长缺乏内生动力。

(2) 劳动力效率越高经营收入越高。从人均效益来说，广州市家庭农场经营存在非常大的差距，证明农业并没有进入所谓的“天花板”。广州市农民收入的分异，进一步证明了都市农业仍然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通过资本投入，能把“蛋糕”做大；但资本能否可持续增值，更在于参与农业经营全过程的劳动力运营水平的提升。以往更多认为是经营者自身的管理水平决定了农场效益，但实际上农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高素质人才的有力支撑。因此，农场能否吸引高素质年轻人才返乡创业、参与乡村建设，对未来广州市地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有重要影响。更年轻、有活力的劳动力更能激活农业经营，适应新业态，应对大都市多元化、变化快的消费需求，开辟出新的销售渠道，从而带来更高收入，可带动年轻劳动力主动进入家庭经营。对高度都市化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也表明，切实提高农业生产力才是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12, 36]}。从促进都市农业吸纳就业的角度来看，必须提高农村居民经营性增收能力，打破乡村人才流失的恶性循环。

(3) 当前家庭经营规模适应了都市农业的高成本与高风险。总收入的增长，与初始资本、资本积累、农场主的经营水平有极大关系，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问题也会发生改变。随着农场经营规模的扩大，对农业机械、专业设备和农业人力资本的投入要求也会不断提高，规模越大风险也越高。因此，不一定要追求大规模，而要符合目前当地大多数农户的特征、耕地资源分布特征和市场需求(如小众需求、高品质需求、有机需求)规律，逐步带动整个农业产业逐步转型升级为现代农业。依靠大湾区世界级特大城市群的区位中心，都市农业发展方向必须依靠高科技、依靠良种良法，提高单位土地和单位人力产值。

3.2　对策建议

(1) 重视职业技能培训，侧重用之于农。充分依托粤港澳大湾区都市龙头企业和专业技术院校“人才储备池”，提升农业专业技术的人才培养和输送效率。与以往的农资等实物投入增加容易带来高产出的情况不同，人均劳动力的效率对广州市农业收入存在关键影响。通过对比分析不同收入组的经营总面积、人均经营面积、人均收入等指标，突显出劳动力的“个体效率”在经营收入中的重要性。应逐步加大力度，鼓励职业技术院校开设适应现代农业管理和种养技术实践的必修课，提升专业农技师的社会地位。对企业接收农业专技年轻人提供实习岗位补贴、减免税费优惠政策；对专业技术院校农业专业学生实施助学补贴、减免学费、退还学费等措施，吸引有志于从事都市农业的学生投身农村与新型农业。打造省、市、县三级教育培训平台，对有志于转移到第二、三产业的城乡青年进行职业技能培训，补助农产品加工、农产品销售、互联网营销、信息化管理、机械化管理等职业技能的学习。同时，完善农民就业服务体系，关注低收入农户，将退工人员、新生劳动力、低收入群体作为推进非农就业的重点，按劳动力素质和郊区非农岗位实际需求开展分类分层次培训，推进都市化地区农村居民稳岗就业。

(2) 加强金融与技能服务，形成家庭农场管理体系。家庭经营拓展服务能力需要家庭农场管理体系化，特别是经营能力较弱的低收入群体，转型升级的起步尤其需要创造条件。构建完善的农业保险保障与家庭农场金融支撑体系，为家庭农场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对广大家庭农场进行规范化的登记和系统的管理，强化产业协作，向更深、更广推进，强化城乡对接能力，畅通优质农产品销路。形成相对标准的农产品质量监测和检测体系，促进现在较为零散的家庭农场，特别是中小规模家庭农场的农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肥药使用规范化、科学化，乃至逐步通过认证并获得权威质监机构出具的“绿色标签”。通过系统管理，强化分散且小规模的家庭经营者的联合性，提高家庭农场作为重要农产品供给者对市场风险的“抵抗力”。尽快对家庭农场实行体系化管理，助推中小型家庭农场发展成较高信誉度的市场主体，得到社会和市场的认同，将有效为低收入群体创造较好的经营环境，提高小型农场通过家庭经营创收的能力，优化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结构，促使有潜力的农业经营者得到进一步发展。

(3) 优化规划布局，促进特色产业集群。加强顶层农业产业布局，为中小型家庭农场营造产业集群环境。未来广州市城市化、工业化的持续发展，必然对农业用地产生更大的约束，都市郊区农业已不可能靠大量占用土地来满足城乡居民对高质量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必须与时俱进，向更高层次寻求现代都市农业的多元化发展。通过布局全市城乡区域产业集群，形成区域性销售市场，促进改善中小型家庭经营者的经营成本结构，对中小规模农场的经营增收有重要影响。从都市农业产业集群的高度，对农业区域基础设施进行规划、建设完善和持续性资金投入，挖掘地方特色，在南沙、番禺打造广州水产优势聚集区，在花都、从化打造花卉农业科技创新聚集区，加快优势产业链上下游相关创业园和专业合作社建设。通过布局城乡区域产业集群，着眼发展乡村休闲旅游，盘活乡村经济，发展农产新业态，开辟农村家庭经营旅游服务、电商服务、观光服务、体验服务等服务型产业发展的空间，适应都市消费需求。

(4) 扶持农业企业，强调绿色发展。大力支持具有标准化生产能力的企业与周边中小型农场形成多种形式的良性互助关系。当前农户绿色发展理念萌芽但发展不够充分，在种养分离的专业化农业发展模式下，对农业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影响，特别是应用于循环农业的生物工程技术、精细农业、有机农业的技术和理念宣传，远远不能适应国际大都市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和市场消费的需要；同时，单靠产品销售发展农业，已经不足以支撑经营性收入的提升，必须形成农业产业与现代加工产业、与专业旅游运营及定制等服务产业融合的环境，为农民增收注入新的活力。生产环节上，通过优惠政策鼓励企业为周边相关中小型家庭农场提供绿色技术和农资服务，或直接支付村集体土地托管费；销售环节上，在市场价格不理想的情况下，将企业的冷库和精深加工车间，转化为初级农产品“中转站”，增加区域农产品多样性。支持农业企业绿色发展，为区域范围内中小型农场辐射高效技术和品牌活力，带动提升区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当前农业劳动力的绿色发展意识与绿色生产实践技能；企业为周边农村提供就业岗位，留住人才，加快农村居民向产业工人、农业业主和三产经营者转变，稳定农村居民收入，提高村民幸福感。